全球热讯:送快递父子的命运循环

湖北人钱灏有个当老板的梦，这驱使他20年前离开老家到北京打工。有了儿子钱坤后，梦变成了孩子能改变命运。做工地，送快递，他与妻子竭尽储蓄托举孩子接受教育，钱坤获得了大专学历。

故事的最后是，有文凭的儿子和钱灏一样，做了送快件的骑手。

(资料图)

一、骑手父子

过去五年，前摄影记者杨一凡跟拍过五六十位骑手，他时常会想，或许有一天就去当骑手也不错。直到遇到钱氏父子，他第一次因为辛苦放弃了跟拍。

那是2020年12月，冬至临近。清晨7点，杨一凡跟着搭档，准时来到钱家父子五环边上的住所，敲开门后，他发现这家人早就开始忙碌。

父亲钱灏和儿子钱坤刚吃完早饭，穿戴整齐从里屋走出来，准备上工。父子俩高大魁梧，骑手服里塞了厚厚的棉衣，像两只走在荒原里的熊。

打开平台软件，开启接单模式，父亲钱灏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坐下，用胶带把裤脚口紧紧缠在脚脖子上。他的动作十分用力，为的是死死封住裤管，阻挡冬日凌冽的寒风。

缠裤腿是每个骑手冬季必须学会的生存技能。父子二人跑的是同城快送，接到的订单多是跨区配送，动辄要骑行50公里，保暖成了重要功课。

杨一凡不懂这个道理，穿着两条单裤就跟搭档骑车追拍去了，结果刚出门不到三公里，多年跑突发新闻、以体能见长的他就忍不住呼唤前方的钱灏：“跟不住了哥，您先走吧。”他和搭档的腿已被冻得没了知觉。

图 | 钱坤为裤腿绑上胶布

早年在工地打工时，钱灏就是个能手，但凡肉眼见得到的活，他都学了个遍，电焊、瓦工、搬运、土建都能干。当了骑手后，他也愿意花心思。订单来了，他不着急马上出发，而是先结合地图和自己的经验，思索出一条最优路线，再收起手机专心骑车，既能节省时间，又避免进死胡同。

吃苦是基本功，年轻的钱坤随父亲一起奔忙在路上。尽管这种体力活与他曾展露的才华并不搭边。

杨一凡第一次见钱坤，是在2020年北京的一次骑手聚会上。头戴卫衣帽子的钱坤，被旁人推上舞台。他唱了首Beyond的《海阔天空》，音准和深情吸引了全场的目光。旁人告诉杨一凡，钱坤是大专学历，和父亲同为骑手。

怀着好奇，杨一凡拍下了钱家的故事。但在2021年初，视频刚发布时，却如一颗小石子，淹没在流量的海洋里，直到今年6月初，父子农民工的“命运循环”被人留意到，视频才在网上传播开来。

评论区弥漫着沮丧的气氛，“不敢生孩子，生下来还不是在重复自己的命运？”一位来自青海的网友直言不讳。另一位来自安徽网友说“只要能吃苦，就有吃不完的苦。

杨一凡也觉得，钱家父子是他遇到的最愿意吃苦的人，肯吃苦的背后，是作为底层农民工的脆弱和警醒。

图 | 两年后父子在网上火了

钱坤总在头盔里垫上一层帽子，冬天的冲锋衣里穿连帽衫，夏天他就套一个黑色骑行头套。在北京城巷里穿梭，钱坤每天会流很多汗水，柔软的织物能阻隔汗渍沾染头盔。

由于常年三餐没个准点，五旬的钱灏身体有些发福，但远远地，能望见他泛红的手臂，脖颈处的肌肉疙瘩。为方便干活，他习惯性地剃了光头。父子俩都是壮实的体力劳动者，钱灏是沧桑版的钱坤，就算微笑起来，父亲的眉头也难舒展，忧虑烙在眉间的深沟里。

同城快送骑手的艰辛尤其会在冬季滋长。北京的冬天最低可达摄氏零下二十度，平均气温也基本在零度以下，在这样的天气中骑行300公里，对于多数人而言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却是钱家父子的日常。

相比其他骑手，同城快送骑手面临的风险也更高。接到的订单常会涉及贵重物品，钥匙、合同、重要文书，这些物品重量虽小，一旦遗失，面临的将不仅是赔偿，还有可能涉及违法犯罪。

一次钱坤收到一个配送三张纸的订单，交到收件人手里时，对方却说应该是五张纸。那是一个身穿西装短裙的白领，态度咄咄逼人，警告钱坤如果弄丢，就等着吃官司。钱坤连忙联系上发件人，对方也说是五张纸。一小时过后，发件方才表示，“下属漏寄了。”

听到有可能涉及违法犯罪，钱坤又怕又气，在收件人办公楼下的长椅上躺了一下午没有接单。

钱灏知道后安慰儿子：这份工作看运气，有时一连几天平安无事，有时一天之内能碰见好几回糟心事。不久前他送货上门，正巧撞上收件人两夫妻吵架，无故被数落了一番。“没办法，正好你是这个倒霉鬼，赶上那个点了。”

二、无望的托举

过去二十年，钱灏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都是一个优秀的外来务工人员。

刚到北京时，他做铁管卡扣加工生意，梦想有天能做老板。但因为没抓住机遇，就退居二线做焊工，一做就是10年。他吃得苦中苦、善于审时度势、对于自己的处境有清晰的认知，但这些优良品质，并没能助他托举起家庭。

钱灏还记得儿子刚被接到北京时黢黑的小脸。那是2003年，老家兄弟坐了一天火车，领着7岁的钱坤和父母团聚。这之前钱坤在老家终日玩耍，成了彻头彻尾的“土娃”。钱灏决心，一定要供儿子考上大学，全家要过体面日子。

钱坤小学和初中都在艺术见长的学校就读，成绩一直年级前五，到了高中阶段，仍旧在打工的钱灏咬了咬牙，交了三万元借读费，把儿子留在北京读高中。

尽管如愿以偿留在了北京，但在高中第一个班会上，父子俩的心气遭遇了严重打击。班主任信奉应试教育，班会上她直言不讳地对台下的同学和家长说：“外地的同学，你们在这儿上学不能高考，趁早回老家上学吧。”

钱灏认真考虑过让儿子回家还是留在北京的问题。他认为，如果回到大悟县，分数线高企，钱坤考上好大学的可能性微乎及微，还可能因为缺乏父母的管束成为混混。“咱不在乎考不考，要把东西给学到。”钱灏的这个判断，基于对大城市朴素的好感。

但在北京的高中课堂上，户籍制度已经切下一道口子。外地孩子钱坤发现，自己跌出了老师的视线，听讲与否都不会得到任何关注。高三毕业后，钱坤参加了成人自考，上了首都师范大学的专科。

对于自己没有回家高考这件事，钱坤不愿过多去想，他知道父母已经做了能力范围内的全部。从农村出走，直到考上专科，与老家同龄人横向比较，钱坤认为，自己的结果已算是好。

钱坤大学期间，他的母亲生病了，家里失去了一份劳动收入，经济状况变得紧张起来。

母亲薛红梅曾在商场卖服装，一个月能赚1500元。有一天在家中跟邻居聊天，忽然觉得天旋地转，呕吐不止。钱灏正在离家不远处的工地上，接到邻居电话，他连忙从暗挖洞里出来，把妻子送到医院瞧病。这之后薛红梅经常无故晕倒，去医院做检查，也未能查明原因。

治病检查一年要花去好几万，钱灏索性让妻子辞了工作，不再劳累，这样兴许能省下医疗费。因为母亲的病，钱坤决心尽快踏入社会，他徘徊在麻辣香锅店、奶茶店、炸鸡店，但都没有久留，有的是店铺经营不善倒闭，有的是他自己放弃工作。

2017年，钱坤频频换工作之际，厄运同时找上了钱灏。那天钱灏正要下工，工头叫住了他，让他顺一下高处的电缆线，他沿着爬架上到七八米的地方，手里的钢筋一松，人跟着掉了下来，重重摔到地上，腰疼得动弹不得。去医院检查，是伤到了两处脊椎。

事后钱灏庆幸自己没有瘫痪，“只要不瘫痪就还能工作。”嘴上虽这么说，但实际上，因为腰伤，钱灏拿不动重物，因此告别了服役20年的工地。

图 | 父子两人在家

钱坤辞掉的最后一份店员工作是炸鸡店，之后他就在家赋闲。父亲怕儿子彻底歇下去变成废人，便把钱坤拉到工地上，让他干挖土的工作。

挖的是电力竖井，每挖50公分，就要打钢钉加固土方，每天工作12小时。开始做挖土工作的头两天，钱坤回到家累得连饭都吃不下，话也不说了，累得动不起嘴皮子。

看着处于体力透支状态的钱坤，薛红梅心疼得紧，叫丈夫别让儿子继续干了。日复一日的劳作中，钱坤倒是适应了疲惫。他的食欲回来了，饭量比之前更大，身体也逐渐强壮起来，搬重物不再费劲。

一个月后的一天，钱灏在吃饭时问儿子，“你还接着干吗？”钱坤没回答，钱灏接着说，“差不多了，大概知道挣钱有多累就行了。干什么不比这个强？”

钱坤赞同父亲的结论。在工地的日子，让他明白：之前的工作都太容易了。

不久后，钱灏在老家人的介绍下，开始当闪送骑手，他赶紧把儿子也拉上了。这时的钱坤已经变得务实起来。做闪送骑手比做奶茶店店员辛苦得多，但相比在工地挖土方，这个职业又变得可以接受起来。

三、认命

5年前刚做骑手的时候，钱灏对儿子的未来还有畅想，他经常望着钱坤魁梧的后背出神，想象他在玻璃幕墙里，穿着衬衫，面对电脑的样子。

钱坤距离的白领模样曾经只差一步。2015年末，钱坤尚未从大学里毕业，已在一家奶茶店实习了将近一年，他做事认真负责，就快要获得竞选店长的资格。但重复的做奶茶动作让他感到厌烦，一次与店长的口角后，他与那里的人断了联系。

如今钱家父子依旧在做骑手。一家人的经济状况比两年前更糟了，父与子分别欠了外债，每天需要精打细算才能勉强度日。

钱坤今年27岁了，依旧住在高低床的下铺。这一家人来北京后搬了将近30次家，与三年前相比，现在的住所没了饭桌和衣柜，一家人四季的衣物堆放在他的上铺。

不远处是钱灏夫妇的大床，整个家庭塞在这个不到15平米的空间稍显局促。薛红梅因患有冠心病在家打点内勤，她会尽量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

6月17日上午7点，父子俩刚起床，薛红梅就已经准备好早饭，她把一大碗豆角盖饭递到儿子手里，钱坤囫囵吃起来。饭又递到钱灏手上，他说不吃，没胃口，把饭碗放到了堆满杂物的双人床上。

就在前一天，他接到去往房山的订单，收件人住在一个老旧小区里，六楼，没有电梯。钱灏为赶订单，着急忙慌地上楼，等把物品递到收件人手里，胃里忽然一阵翻涌，差点吐了出来。

呕吐这种虚弱的症状本不该出现在钱灏身上。但那是夜里7点，钱灏塑料水壶里的水已经见底，他忍着口渴，打算送完这单就去找朋友吃饭，结果身体出了状况。

疫情之后，53岁的钱灏身体大不如前，尤其容易感到疲惫，没爬几步楼梯就得大口喘气。

夏天送单最耐不住的就是口渴。类似的水壶钱坤有三个，2升和1升的随身带着用，而8升的最大水壶，准备等仲夏更热的时候再拿出来使用。

图 | 正在送货中的钱坤

糟糕的处境是疫情造成的。由于长期封控，父子俩无法跑单赚钱，这个家庭在疫情开始没多久后，就耗尽了攒下的所有积蓄。钱灏在湖北孝感大悟县县城里买了楼房，2000元房租和2500元房贷是每个月的固定消耗。钱灏向亲戚借来一些钱，钱坤又借了网贷，日子才能勉强过下去。

如今没了管控，但父子俩明显感到，需要更辛苦才能恢复到之前的生活水平。物价在涨，想要挣钱应对风险的焦虑也在滋长。

父亲老了，儿子要成为顶梁柱。年轻的钱坤给自己定下了日赚300元的目标。他要求自己要8点准时出门，12点之前至少能赚够150元，之后的时间填填补补，一天总能实现小目标。

攒下的钱会在每月交完房租后骤然清空。看到银行卡里的余额，钱坤总会思考省钱办法。他吃饭在美食城解决，那里有骑手餐，量大又便宜。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可以省钱的项目，只好又在饮食费上下功夫。

一天，钱坤从网上买来了压面机，薛红梅惊讶地望着这台机器，儿子慢条斯理地解释：他解决掉了自己偶尔会下面馆解馋的开销。

经济变得拮据，家里时刻弥漫着紧张的气氛，稍有不慎就会触发一场争吵。

跟父母住同一个房间，每及他们吵架时，钱坤就会自动出门回避。薛红梅对吵架的成因有着清晰的认知，用老家话说：越是穷，越是吵。“没有稳定的收入，你自然就变得不平静了，看啥大都不顺眼。”

钱灏越来越明确自己命运中不可控的部分。他“认了命”，将目光浓缩在每一天的收益上，只要赚到数目就去跟老友聚餐，或是干脆睡觉。认命的思维进而传递给了儿子和妻子，现在钱家经常被提及的句子是，“活在当下，顺其自然”。

再度联系上钱坤时，杨一凡回想起他动情唱《海阔天空》的样子，问他是否还打算走音乐道路，钱坤回答，“不想。认命了。”

儿子说出了和父亲一样的话，父子的命运也就此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