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农村婚姻诈骗屡禁不绝？ 每日视点

笔者在中部地区J村调研时发现，当地出现了不少的婚姻诈骗行为。实际上农村婚姻诈骗屡屡见诸网络，但是还是有人不断上当受骗。在J村，人口约2000人，25岁以上未婚青年是比较普遍的，约占总人口的5%。根据当地干部讲道，自去年10月份以来，以J村为中心的附近几个村总计有7个所谓的“外国媳妇”，以10万～15万不等的价格被介绍到本地。

截至今年七月份，只有两个怀孕后留下来。其他的通过各种方式陆续跑掉，最短的一个月，最长的四个月。“当有一个跑掉后，村民开始害怕紧张起来。”实际上，当地村民很清楚这种所谓的“介绍婚”存在很大的潜在风险，但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进入诈骗团体挖好的陷阱。为何出现这种情况呢？

首先需要从当地男女性别比例讲。九十年代以来，计划生育政策在全国严格推行。在当地，生男偏好是村庄共识。村干部既是国家的代理人，又是村庄的当家人。因此，按照村干部的说法，“干部做计生工作要有点变通，减轻工作量，同时又要过得去，维护国家的利益，但又要注重老百姓。”也就说既要完成国家的任务，同时要满足村民的需求。

(资料图片)

依靠比较强的宗族力量，村干部通过软化作用，J村所在乡镇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并不彻底。50岁左右的这代人，他们普遍生2～3个小孩，只有少量生1～2个，甚至“有些人为了生儿子，跑到外面打工，家里什么都不要。”结果就是当地待婚男女比例略有失衡，达到1:1.2的程度。

与此同时，在城市化与工业化背景下，一般年轻的女性都进城务工，一是进厂上班，从事流水线工作，如皮鞋厂；二是进从事文员之类的工作。留在村庄的非常少。“平时，在村庄中很难能够看到年轻的女性。他们一进入社会，就会到大城市打工赚钱。”没过几年，这些女孩就嫁到附近城市，有些甚至嫁到内蒙等偏远地区。如果待婚男性想在当地找到合适的婚恋对象就变得比较困难，自由恋爱或介绍结婚非常有限。

实际上，村庄以及附近村庄留下的待婚女孩基本上带有一些残疾等等，“这些女孩子也成为村民介绍婚的重点对象”。当地父母依然托当地职业媒人或亲戚朋友物色合适的对象。据村民讲，曾经有一户人家有3个儿子，还有两个未婚。他们通过职业媒人介绍了4～5次，但在相处一段时间后，男女双方因各种问题而最终没有圆满，“忙了好一阵子，结果一场空。”

既然农村无法找到合适对象，在城市中应该机会多多，事实如此吗？

在2005年以后，当地就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家计模式，农村青年都进城务工。截至目前，长期留守在家里的男性青年并不多，正如据村干部讲，“在村庄中走动，很难碰到男性年轻人的身影。”留在家被当地村民称为是不务正业，进城务工才是最有出息的。年轻人也愿意到外地闯闯，“外面世界这么好，想去外面看看。”一个从事铝合金事务的小伙子说道。

在城市似乎就是一个自由的婚姻市场，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心仪的对象，“当地的父母也希望儿子能够直接从外面带一个媳妇回来。”村干部笑而无奈地说道，“村庄虽然有不少外地媳妇，但是相比于待婚青年还是相当有限。”现实证明，自由的婚姻市场反而更加难上加难。

九十年代受到高额学费影响，村庄那一代的孩子受到的教育程度有限，一般都是初中水平，上高中也不多。由于文化程度不高，在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并不占有优势，他们很难进入城市高端行业，更多的是进入工厂、建筑钢材业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同时，这些职业本身有着潜在的性别限制。“我们整个部门就没有几个女生，都是男的。”一个从事建筑行业的29岁青年说道。

因此，在自由的婚姻市场上，他们接触到的年轻女性数量有限，婚姻空间受到挤压。即使能够接触到女性，他们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并不高。只有少量长相好，还要能说会道的才能找到对象。总之，在自由婚姻市场，他们处于相对劣势。这实际上与村庄的调研的结果是一致的，依靠城市务工而找到合适对象的青年是非常有限的，“当地父母的美好愿望，也只能落空了。”

在宗族型地区，传宗接代的观念还是比较强烈，他们希望早点抱孙子，延续香火。对于父母而言，子女尤其是儿子成家是他们人生任务的重要部分。然而从村庄传统观念看，超过25岁未婚就不正常了，超过30岁就意味着比较难结婚，超过35岁几乎不可能。因此，一旦儿子超过25岁，当地父母就比较着急，按照当地的话语就是“心里焦”。

实际上，为了让子女成婚，父代也会做一定的准备：一是备好一定的彩礼。在当地结婚的彩礼6—8万元，父辈基本上都能攒够，即使不够也会通过借钱满足子代的结婚需要；二是建房或买房。在当地结婚都要准备一套房，根据家庭条件或建房或买房，用作子代的婚房。

因此，儿子20多岁，一旦参加工作，父母就开始操心他们的婚事。即使儿子在外面务工或读书，平时打电话也总不忘旁敲侧击问起对象的事情。现实告诉他们：一方面通过传统的本地介绍的方式不再管用；另一方面通过现代化的自由恋爱的方式也没有结果。他们已经别无他法，无计可施，只能继续托人帮忙介绍，经常叮嘱儿子。

而那些诈骗团体就是看到这种现状，知晓当地父母的这种无奈的内在心理。他们通过当地人获得相关的信息，开始实施诈骗。“他们专挑那些条件好，需求感足的家庭，并联系上他们，进行现场协商价钱。”

最开始在村庄展开时，“介绍人”会说，“姑娘们都是外国人，不懂中文，没有任何身份证信息。”在当地村民选中后，他们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获取村民的信任，消除村民的担忧，同时还给予保证，在半年内，如果姑娘跑了退钱。如果超过半年，姑娘跑了不负责。在村庄熟人社会，这种情况很快传遍乡野。

当地有需要的那些家庭的父母仿佛又看到希望，他们通过各种途径获得“介绍人”的联系方式。由于需求的增大，诈骗团体就得寸进尺，付款就逐渐变成一次性付清的方式，价格也逐渐的上升，短短两三年从最初的10万元增加到14万元。

由于需求的存在，外在的竞争，当地父母谈价的空间非常小，据当地居民说“如果考虑好，就可直接联系介绍人。速度慢了，不仅价钱会涨，而且没有挑选空间。”在这些家庭里，他们经过短期的内部商量后，决定试一试，“父母会打电话正在外地务工的儿子，让其请假回来选择合适对象，选中后，一手交钱，一手带人。”

正是这种“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无奈方式恰恰中了诈骗团体的圈套，构成了现实悲剧。一旦逃走，他们欲哭无泪，只能吃哑巴亏。“当初都是自己一厢情愿，现在却无能为力。”在交钱后，双方默认，没有明确的账目，也没有任何书面的文件，一切都只有口头的协议，即使报警也很难妥善解决。只能期盼村民能够理性处理，也希望警方能够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此类现象所带来的社会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