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齿轮下，传统乡土何去何从？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国农民大多是以耕种为生、聚村而居。人们不仅仅将村庄当作单纯的居所，更视其为整个社会的缩影和自己的本土道德世界。它是被泥土所束缚住的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是一个礼俗社会，当然，也是一个熟人社会。这些村庄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深厚的人情味道，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社会文化生态系统。

现代化的齿轮转动后，传统乡土中国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和冲击，社会结构与伦理关系的特征逐渐被冲淡，被改变。

在家庭生活中过日子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过日子”一词是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说法，它代表着“在出生、成长、成家、立业、生子、教子、 年老、寿终这样一辈子中生活的状态”。人们的一生在不停地思考如何“把日子过下去”以及“把日子过好”，这种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主导着人的生活逻辑和行为方式。

由于过日子这种从生到死的过程都是以家庭为背景而展开的，因此家庭在这一概念中占据核心地位。吴飞认为，过日子实际上就是以人、财产、礼为基本要素的家庭生活过程。人的命运在家庭生活中展开，通过组建、经营家庭生活来证成生命的意义，通过经营家庭来体现自己为人的价值，来赢得社会身份和他人的尊重。

1. 家庭经济，作为评估日子好坏的客观标准

“财产”作为过日子基本特点中的重要方面，是过日子好坏的最客观的评价标准，没有财产基础是谈不上过日子的。

在传统农业社会，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农民以家庭为基本单位占用和使用生产资料，从事以农业为主的经济活动单位，家家户户通过耕种自给自足。家庭成员共同占有财产，个人所有权在家的所有权名义之下，家庭成员通过劳动分工共同生活。在人口与土地压力之下，农村户均耕地面积不足，“贫中下农”的农场更是如此。家庭农场始终无法通过调整劳动力免去自身生产单位“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但由于家庭农场既是一个生产单位，又是一个消费单位，消费需要使其被迫承受着过密化与内卷化，同时接受极不合理的耕作型式。

经济作物的引入促进了小农经济分化和商品化，也促进了家庭手工业的发展。农业主业+手工业副业的经营形式形成了更有韧性的家庭经济生产结构，当农业收入无法满足生活所需时，农民常常以织促耕的方式弥补小农的经济收入。这种不理性的生产行为是在人口压力和阶级关系共同作用下被迫维持家庭生存的办法。

随后土地改革、粮食三定、生产集体化确实提高了粮食产量，但内卷化的倾向没有被消除，反而被加强了，到七十年代末，农村劳动力的报酬依旧只够维持生存，农民依旧过着与解放前数百年一样的日子。这个时期，家庭生产单位的重要性明显减弱，但在各种副业生产中仍得以维持。

随着八十年代的发展，乡村工业化的兴起推动了“离土不离乡”农业外就业，同时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力地刺激了劳动效率，在没有降低降低产出的情况下释放出了劳动力。农村的繁荣、小买卖和地方工业化使乡村社会走上了城乡发展相互推动的道路，形成了工业为主业，农业为副业的结构。乡村工业化使农民有机会摆脱农业生产的内卷化而真正的提高人均生产率，农民的收入增加，日子更好过了，但它也同样使农民的社会地位降低到社会经济阶梯的最底层。

九十年代后，市场经济的持续深入和沿海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一波农民脱离农业的高潮，数以亿计的农民“离土又离乡”进城务工。非农就业逐渐在越来越多地区变成农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

过日子总是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人们总是在过日子中创造着自己的命运。除了农民收入，不同时期经济收入在同一水平的家庭中，如何处理和安排家庭用度，是否能够勤俭持家就是“过日子”的基本内涵。会过日子的人就是精打细算的人，但有时，这也成为了吝啬的代名词。

2. 家庭结构与关系，过日子观念的转变

贺雪峰将农民价值分为三个层面，本体性价值、社会性价值和基础性价值。本体性价值意味着人的终极生命意义的思考。而数千年以来，中国农民本体性价值的核心是传宗接代。在这一理解下，在家庭中“好好过日子”成为实现这种价值观的途径。这里的“日子”不仅仅指每日的更替，更包含着代际的延续。农民通过家庭生活，实现传宗接代的价值追求。

人类学将家庭的概念界定为“亲子所构成的生育社群”。这个“家”是一个绵续性的事业社群，在这个事业社群中，夫妻的感情并不重要。它的主轴在父子之间，夫妻是配轴。基于强调尊卑、长幼、男女有序的“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架构，延续数千年来的传统婚姻关系以夫家为核心， 女子视婚姻为自己最终的归属。它既是父权制的产物， 又是巩固父权制的一个重要社会组织方式。

六十年代后，国家为推动集体主义，鼓励青年向家族势力与父权挑战，剥夺了家庭的许多社会功能，将传统的地方权力机制摧毁，使家庭成员原子化。随着解放政治运动的持续开展，农民很大程度上个人从家庭、亲缘、社区的权利下被解放了出来。改革开放，集体化终结后，国家从社会生活多个方面撤出，农民受到了商品生产与消费主义的冲击，导致了自我中心主义的泛滥，出现了只强调权力而无视对他人责任和义务的无公德的个人。

在结婚对象的自主选择权上，个人意愿逐步占据主要地位。这种个人主义倾向在改革开放以后更加凸显，在婚姻缔结中，父母的意见已形同虚设，子女可以完全地决定他们自己的婚姻，假使被外部势力阻挡，他们可能会选择私奔。

在家庭关系上，夫妻关系的重要性显著上升，取代了曾经的父权大家长制。《乡土中国》中所提到的父子为主轴、夫妻为配轴的家庭结构，如今转为以夫妻横向关系为主轴，形成亲密的小家庭生活，也就是核心家庭。这种家庭中的决策的主要来源是夫妻双方的个人意见，依据个人能力的不同，在家庭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性别分工。家庭的权力中心从老一代转移到了年轻一代。农业集体化在一定程度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使她们看到了自己的经济价值。妻子在家中的地位上升，是夫妻关系变化的关键因素。还有一个典型的家庭结构和际代关系变化是父子分家。父母仍有为子女婚配操心的义务，但在际代关系中，个人主义的思想的持续影响， “养儿防老”越来越靠不住，父母不得不现实、理性地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父母在子女刚结婚即提出父子分家，为了在未丧失劳动能力之前积攒养老费用。

在生育观念上，“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想法逐渐没落，一儿一女变成了生育理想，国家强制推行的人口控制政策，已经开始在一些家庭变为自觉的生育计划。曹锦清认为，像计划生育与传统观念以及小农生存方式是一种尖锐对立的对峙状态，正式由于小农经济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及近现代工商城市观念的渗透，才是新观念被真正接受的客观基础。

虽然人们现在已经不认为需要用传宗接代来延续自己的生命，家庭成员之间不再有明确规定的权力关系，但人们仍然要在全家一起过日子的背景下来理解自己的人生。父子、母子、夫妻一体仍然是最基本的观念，家庭成员之间的相扶相依仍然是每个人生活中最核心的方面，而且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各自发展出家庭之中新的交往规则和礼仪，成为过日子的规范。

3. 家庭政治：权力平衡与道德资本的累积

吴飞认为，家庭生活中需要依赖一套规则来过日子，规则中需要包括财产支配权和礼仪制度，来维护一定的权力平衡，这些都涉及到政治。政治必然会涉及公正与否的问题，不公与委屈也必然就会存在。

家庭生活中的政治是与情感的混合，而家庭中的正义是以亲密关系为出发点的。这种正义首先是过日子的制度框架，也就是家庭中的平衡权力结构和义务。其次是在此基础上家庭成员之间日常相处时遵循相互尊重、平等的原则。家庭政治中的委屈，常常并不在于一般的正义或公平原则受到了挑战，而是指所依赖和预期的某种相互关系没有达到。在此，所谓的公平，就是一种亲密和尊重的关系。

其实家庭政治就是一系列的权力游戏。它在亲密关系中产生，也最终回归于亲密关系。虽然不是生死搏斗，但家庭政治中仍存在政治斗争的基本特点。权力游戏围绕着家庭生活的某事件展开，虽最终目的是共同过好日子，维护亲密关系，但人们都希望自己在家庭生活中有更大的发言权和尊重。同时，权力游戏也会影响对亲密关系的理解，缺乏预期的尊重和对待会引发委屈感。这场游戏会带来道德资本的重新分配，而这会影响下一次的游戏。

形式正义代表常态权力平衡，交往中的正义则是不断进行的权力游戏以维持权力平衡。在权力游戏中，道德资本对胜负和权力平衡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家庭政治是动态的权力平衡过程。

在这一系列的权力游戏中，可以将委屈视为权力游戏中遭遇的挫折和失利。它代表了个体在亲密关系中未得到预期的尊重或权力的感受。而对这种委屈的一种极端反应就是试图通过结束自己的生命来表达对委屈的报复或寻求矫正的行为。

在现代的家庭生活中，中国人依旧把家庭生活当作过日子和做人的核心内容，仍然重视家庭中的政治游戏和亲密关系。改变的是家庭的权力结构和稳定机制，家庭政治的基本模式被改变了，变得更加复杂、微妙和不可预期。

在村庄社会中打交道

马克思认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关系”一词在中国具有无比丰富的社会文化内容。费孝通与梁漱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与“伦理本位”概念是一致的，即、就是关系的差序缘自伦理规定的结构。中国社会的结构就是一个由私人关系构成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之中，“人格”要在不断的生活与交往中成就，能否得到他人的尊重，就要取决于是否会“做人”或“为人”，做人虽然和过日子一样，也和家庭有很多关系，但它更多强调的是个体的价值和尊严。

1. 村庄社会中的人情与关系

中国人做事讲究“合礼”。“礼物”中的“礼”代表着仪式、礼节，“物”代表着物质的东西，它暗示了这个词承载着文化的规则并牵涉仪式。礼物的内涵就在于规范着礼物流动的社会文化，即中国特有的人情伦理。随礼是表达人情的方式。人情意味着人的感情，它是一种资源，是一套社会规范与道德义务，在特定的情境中也是“关系”的同义词，展现他的关系网规模。

传统乡村私人关系网络的培养既是一种权利游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关系不仅涉及工具性和理性计算，也涉及社会性、道德、意向与个人感情。关系网络对村民来说十分重要，从经济上讲是由于农业生产与私人资金的需要，包产到户后还有相互帮助和合作的需要。互助的需要强化了随礼和关系网络的培养。从社会功能上看，关系网络可以在非常情况下提供缓冲和社会援助，也可以在例如红白喜事等生命周期仪式给予主家精神支持。从政治上讲，对村干部来说横向网络的构建有助于干部行使他们的权利和维持官位，对村民来说，当他们与村干部或政府人员有冲突时，关系网络可以充当他们的保护机制。

随着宗族力量被破坏，社会关系网络出现了变化。第一，私人网络主要由社区关系和亲属关系组成。可继承父母的，也可以由自己发展而来。而姻亲关系在这其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有时候要强于宗亲关系。此外各种基于友情的人际关系也成为私人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亲密的朋友属于最重要的礼物馈赠者。第二，农村干部在集体化与改革时期都能够将更多的非亲属关系纳入其私人网络，建立起较大的关系网，从而强化他们的统治性社会地位。

礼物交换的基本原则是互惠，但在村庄社会也存在着礼物的不对称流动。主要是家庭发展周期和社会地位等级这两个因素。社会等级的单向送礼流动方向自下而上，分为了三种形式：村民送给村干部，低层干部送给上级，村民送给城里亲戚。前两种一般为工具性的礼物交换形式，被阎云翔定义为“溜须”或“上油”。

曹锦清认为，这种村落人情关系乃是地方政治腐败的文化根源。这种具有差别性、特殊性的私人关系网络及所承担的广泛社会职能，使得我们无法有效地建立起各独立个体之间平等且普遍的社会关系，而这种社会关系是民主与法制赖以有效运行的最深厚的土壤。

随着社会的变迁，农民的人际联系日渐广泛， 越来越成为社会各个朋友圈子的一部分， 而不再只是宗族圈子的一员。在差序格局解体的时候， 人们自己依他们的理性算计选择关系。人际关系与经济利益越来越紧密地挂上了钩， 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理性化了。

2. 熟人社会的变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市成为吸引农村劳动力的中心。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寻求更好的就业机会和生活条件。农村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变，熟人社会的行为逻辑失灵。

贺雪峰根据对村委会选举的研究中提出了“半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是指在非传统熟人社会的行政村一级，村民相互之间不熟悉，但与在任和历任村干部熟悉的现象。在这种社会中，因为村民之间很不熟悉，他们缺乏将不良村干部选下去的默契，也没有公认可以代替在任村干部的村庄能人。行政村半熟人社会的特征决定了村民之间社会关联程度的低下，并决定了村委会选举的特点和效果。

半熟人社会具有三个特征：第一，村庄社会多元化，异质性增加，村民熟悉度降低；第二，地方性共识逐步丧失，村庄传统规范难以规范村民行为，出现因为信息对称的搭便车行为，因此加速了村庄内生秩序能力的丧失。第三，村民对村庄主体感的逐步丧失，难以仅靠内部力量维持基本生产生活秩序，村庄越来越变成外在于村民的存在，二者文化距离扩大。

熟人社会和半熟人社会都描述的是村庄范围内的社会关系，而吴重庆所提出的“无主体熟人社会”则超越了这个界线。把青壮年大量离乡后的农村社区称为“无主体熟人社会”是因为，是因为青壮年乃农村社区里最为活跃的成员，是家庭的顶梁柱，是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以及利益冲突的当事人。作为农村社会生活主体的青壮年长期不“在场”，导致了农村社会主体的缺失和农村社会的空心化。

在无主体熟人社会中，具有舆论失灵、“面子”贬值、“社会资本”流散以及熟人社会特征周期性呈现的特点。其中，熟人社会特征周期性呈现是指乡村社会的主体外出打工，总是伴随着农业生产周期、家庭生命周期、乡村节庆周期往返于两地。

然而，在这个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传统乡土中国社会并非完全消失或被淹没。尽管现代化的齿轮转动，农民的生活和活动范围不再局限于所属的村庄和家庭内部，村庄仍然承载着传统乡土中国社会的独特魅力和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