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看客insight© 时间:2023-07-04 14:30:22
又一批毕业生涌向就业市场。
去年七月有一项数据,两亿的中国人在打零工。我们正迎来一个零工时代,过渡性和暂时性的劳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
浦西是这两亿分之一。毕业五年,她换了20份工作,在很多教培机构当过老师,也做过服务员、电商客服、乡镇街道临时工。最长的一份干了一年多,最短的一份连一天都不到。并且,几乎每一次都是主动辞职。
(相关资料图)
但过上这种动荡的生活绝非她本意。20份工作中,她的境遇不限于:目睹上司对其他女同事进行性骚扰、遭受无故的攻击和辱骂、被要求向客人兜售价格高昂的保健品……她想,这不对劲,这不正常,于是她离开。
你可以说浦西是一个在就业市场没什么竞争力的年轻人:她有抑郁症,最严重的时候买好了木炭。她的学历不高,三本。读的是最没用的文科,英语专业。和家人的关系也很紧张,在饭桌上被指着骂“你怎么不去死”。
但更多时候,浦西是一个如你我一般普通的年轻人:她养一只狗,金毛,女孩,活泼漂亮。她始终自食其力,尽力做到不伤害任何人。身边劝她“摆烂”的声音不绝于耳,但她说自己宁愿痛苦,不要麻木。
浦西的困惑,或许也是这个时代年轻人们普遍的困惑,如果能有稳定的工作,谁愿意做零工呢?可是,从没有人告诉过他们,想要找到一份合理、合法、有尊严的工作,原来这么难。
一、“正常”的工作
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不正常”的工作。
性骚扰绝对不正常。浦西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教培机构做英语老师。老板给机构里其他部门的女同事发露骨的骚扰短信,逼得她们只能辞职。
她幸运地没有成为被骚扰的对象,但仍然恶心到无法继续工作下去,谁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呢。她的想法是,如果对方是同级,那或许还有对峙反抗的可能。可对方是老板,性别之上还有权力,那就只能避而远之、跑为上策了。
那时她刚离开大学,没有社会经验,和公司签订了干不满一年就要赔钱的合同。捱到一年合同期满,立刻辞职了。
从公司离职的那天,是个好天气
欺骗也是不正常的。她在药店上过一个星期班,就是我们走进药店第一个见到的,给你拿药、结账的柜台人员。
这份工作,与其说是药师,不如说是销售。
货架上的药品,她明明连功效都记不全,却要谎称自己考取了药师证,向走进店里的客人一一介绍。她扪心自问做不到。那一周她没卖出去任何药,只是站在前辈身后“学习”。
春节快到了,有农民工走进店里,带着打工一年攒下的钱。她看着身边的同事极力向他们推销贵价保健品,几分钟后,农民工似懂非懂地掏钱,将其作为回村过年时,带给老父母、妻子孩子的礼物。
保健品的真实功效有几分配得上实际价格,大家心照不宣。她觉得这么做很不道德。
可是,在药店工作的人,也有自己的销售指标,每月几千元,完不成就得自掏腰包把药买下来,于是大家只好都这么做。这是一种底层互害吗?她不知道。“农民工是底层,可我们也是底层。谁不是底层呢。”
决定离开药店的时候,浦西想,我不能继续在这呆下去了。否则总有一天,我也会突破自己的底线。
浦西日常学习的书桌,也是她的工作台
更常见的是不合理的工作强度,和一些细微的,浦西自己也很难概括的不舒服。
她在奶茶店、汉堡店、咖啡馆分别做过店员。应聘咖啡师学徒时,她天真地以为自己真的是去学做咖啡的。实际上她身兼数职,既是咖啡师,也是服务员、清洁工。
早上上班的第一件事是拖地,咖啡馆共有上下两层,加起来三百平米,她一个人拖,起码要花两个小时。咖啡馆兼卖煲仔饭,抱着砂锅在桌椅中穿行时,她不慎打碎一只,因此赔了钱。
期间有人来店里想要应聘,老板摆摆手说不缺人。浦西在他背后一边腰酸背痛地拖地,一边翻白眼,“怎么不缺人?一个人当三个人用当然不缺人!”
许多规则让她觉得荒谬。比如,要在店长路过时停下手里的活,挺直腰背,嘴角向上提拉表演微笑,以示恭敬。不这么做,就会被严厉地训斥。比如,她在汉堡店因为没有帮忙卸货,被老板娘指责“做人不行”,破口大骂。但她是收银员,那本不是她的分内事,况且卸货的人手绰绰有余,也没有人真的喊她帮忙。
“谁愿意每天被人无缘无故地骂?一点尊严都没有。”她想不通为什么不能有话说话、有事说事,“我为你付出体力劳动,你付给我钱,我们明明是平等的。”
她觉得这些责难毫无道理,被要求做的那些行为也毫无意义。仅仅是为了树立上位者的威信:如果你感到难受,甚至折磨,那么你就能记住,自己只是个“臭打工的”。
她在奶茶店被老店员抱团排挤,两个16岁的女孩。这次,比起愤怒,她更多地感到遗憾。或许太早就被抛到社会的丛林法则里,没有真正被平等地对待过,于是也不知道如何对待别人。她听女孩们说交了男朋友,过两年就结婚,很想劝她们,“为什么不再读点书呢?中专怎么了,中专也可以往上读啊,才多大就结婚,结什么婚?但她们也不会听。”
在这些短期工作里,浦西唯一觉得正常的,是一份小区楼下华莱士的兼职。
乍一听好像和汉堡店、咖啡馆没有区别。但她运气好,“店里碰到的人都是正常人”。店长比她小五岁,中专毕业就出来工作,为人和善,喜欢和外卖骑手们聊天。
浦西同他实话说自己正在准备考编,拜托他排个10点到18点的中班,店长爽快地答应了,没有刁难她。时薪是15元,兼职和正职一视同仁,从不拖欠。中午有半小时休息时间,正当理由的请假大多会被批准。
浦西穿着华莱士的工服
相互尊重,愿意沟通商量,有合理的薪酬和管理。浦西觉得这本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于是她从来不评价工作“好”或者“不好”,她只用这个词:正常。
她想如今想要遇到一个“正常”人,得到一份“正常”的工作,竟然已经成为一件要碰运气的事,“这不是很可悲吗?”
浦西对待工作的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她的20份工作,收入最高时一个月8千,最少的一分都没拿到。但这些都不重要。频繁更换工作的原因与物质报酬无关,比起钱,她更关心自己是不是被当成一个人来尊重。
二、被迫的自由
刚看到鼓励年轻人们放下包袱,尝试体力活的新闻时,浦西觉得非常困惑。
在她做过的众多工作中,有一部分便是如今人们常说的,轻体力活。但那和有没有学历包袱没关系,她去端盘子、拖地板,仅仅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而已。
起初,她确有过一些浪漫的幻想。她的第一份零工是在超市做信息员,打印条形码,把各种促销政策录入电脑。过去她喜欢逛超市,货架上琳琅满目的食物、日用品让她感到温馨。她于是想,在这样的地方工作,应该不会太坏。
但粉红泡泡很快被戳破:不仅工作本身是繁琐的,还要和大爷大妈吵架。后者让她无法忍受,她只做了一天,在目睹同事和一位大爷互飙脏话的场景后,离职了。
无论是孔乙己还是体力活,五年前的她从没听说过,也很难想象未来自己会去打零工。
她2014年上大学,移动支付刚刚兴起。不久后外卖出现了,她至今记得校园到处滚动的那支魔性tvc广告,王祖蓝打扮成包租婆的样子,大喊“饿了别叫妈”。紧接着,共享经济也开始发展。那是个人人充满希望的好时候。临近毕业,同学之间相互调侃的话都是,“大不了就去当老师”。
毕业后没费什么力气,就有了一些工作机会,她从中挑了心仪的一个:双休,正常给加班费,缴纳五险一金。包住,三室一厅的房子,狗便是那时养的。后来,她再也没能找到待遇比这更好的工作。
傍晚时遛狗,夕阳和小狗的毛发一样是金灿灿的
因为上司性骚扰辞职后,她回家备考考研,没考上。那是2019年年底,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先是疫情爆发,她又在家待了半年。接着双减政策出台,教培机构一家接一家地倒闭。
等到她再出来找工作,发现天都变了。她降低了心理预期,没想去什么大公司,但还是被打得措手不及,“全是单休,刚毕业那会根本不知道竟然还有单休这种事!”十三薪、加班费也不再有人提了。
实际上的情况甚至总比招聘时HR给出的条件更糟。有一次,她在苏州面试了一份教培工作,说好试用期一个月,底薪三千加课时费。直到入职后,每天十小时地上了两天课,她才在上厕所时听同事无意间说起,试用期工资打六折。她追进老板办公室质问,只得到一句轻飘飘的回复,“噢,忘记和你说了。”
她的社保医保,也只有刚毕业时,公司给她交了一年,辞职后便断缴了。辞职的头几个月,她还想,要不自己先交着?念头很快打消了,她没有多余的积蓄,也根本找不到下一份正常缴纳五险一金的工作。“不重要了,现在如果真的生了大病,我是不会去治的。”她说得风轻云淡。
她不想将一切不顺利都怪罪在环境上,“我也有问题吧,抑郁,学历也不高,很多事别人可能觉得可以忍,但我只会觉得再多呆一天我就要死掉了。”
最穷的一段时间,浦西每天晚上只能吃泡面
可是回望五年前,现实和现实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裂缝。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她只好沉默地注视这裂缝。
打零工看似是一种自由的选择,不想干的工作就不干了。实际上却是迫于现实的困境而作出的。往往,上午她刚从一份工作辞职,下午就要立即面试无数份新工作。手停口停,生存的压力从未有一刻远去。“如果能有一份正常的工作让我一直干下去,我难道不想吗?”
三、工作有意义吗?
我们聊起新闻里一些年轻人的选择,关于在写字楼里做螺丝钉的价值感缺失。浦西飞快地打断了话头,“可是在写字楼,老板辱骂你,你可以投诉。公司会和你签订正式的合同。加班有加班费。你做底层工作,这些都不会有。”
至于意义,“工作能有什么意义?工作的意义就是赚钱。”说完她又补充道,“我觉得生活也没有意义,人生也没有意义。”
或许她试图寻找过。那份华莱士的兼职,已是仅有的被她评价为“正常”的工作,无意义的时刻也时常浮现。每一天她都要站在后厨处理冰冷的冻鸡,去除鸡油和鸡内脏。鸡心、鸡肝,伸手一个个掏出来,触感滑腻。她止不住地想,“我在干什么,我到底在干什么?”
打零工的间歇,浦西一直在看视频课备考考编
她看日剧《重启人生》,女主角一次次投胎成人,选择不同的职业度过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似乎也在不断地重启人生。影视剧里她最向往主角的第三世,那份电视制作人的工作。尽管在片场中奔波看起来最累、最辛苦,但却实实在在创造出了一些可以被称之为作品的东西,“我觉得那样的生活最鲜活、最开心。”
韦伯在《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里解释人为什么要将劳动作为“天职”,是因为劳动在最初被赋予了一种神圣感和宗教感,做这件事是为了别人好。又说人和工作的关系,应该是寻求一种志业,一种神圣的感召。
然而如今我们谈论的是职业,“所谓‘职业’,是一种交换,你不再是一个创造者,把自己降等为一个劳动者,以此换取经济社会架构底下的安全感。‘打工人’分外悲哀的是,连‘职业’的安定保障都失去了。”作家杨照在一次访谈中这样下定义。
无法在生存、生活和价值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的时候,就干脆放弃构建所谓的价值。所以工作的意义,浦西不再找了。
四、最小单位的反抗
又一次辞去工作后,浦西在聚餐上和家人爆发了剧烈的争吵。
小姨指责她毕业这么久,没有证、没有存款、没有稳定的工作。父亲冲她大喊,“你能不能稳定一点?你怎么不直接去死?”她想跳出来一一反驳,却被更多的声音压下去,“你爸也不容易”“是不是你的问题”……
身处风暴中心的时候,她觉得周遭亲戚的脸,上下开合的嘴,都扭曲、变形,声音也开始失真,“就像那副画,呐喊”。只有年纪尚小的表妹,一边陪她哭,一边紧紧、紧紧地攥住她的手。
2022年的春节,浦西没有回家过年,表妹发给她家族聚餐时的场景
似乎没有人关心她为什么辞职,那些她遭受的不公和羞辱。他们关心的,只有作为侄女、女儿的她,是不是有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她于是痛恨这个词,“稳定”。
在这20份工作里,长辈们最青睐的是乡村小学老师,和老家镇上的街道临时工。在公家工作,稳定,适合女孩子。
前者浦西抵达的当晚就打算走。老师要和学生同吃同睡,没有办公室,工作地点是教室后方的一张小小书桌。环绕学校的群山、处处装着的铁窗压得她喘不上气。奈何夜晚叫不到车,没走成。第二天的晨会中途,车来了,浦西从位置上站起来,“我要走了”。身旁的老师不可置信,“你这就走了?”“对啊,我车到了我还不走。”
而后者,浦西咬牙干了几个月,对它的评价是“生不如死”。这份工作不签合同,没有假期,工资2500。唯一的好处是,“对你以后考编有帮助”。农村路不好走,她的一位同事,在雪天前往开会的路上滑倒摔断腿,进医院躺了一个多月。没有补贴和赔偿,并且要打着石膏完成一点也没少的工作量。
在农村工作的冬天,看到稻草上结了厚厚一层霜
她猜测人们一定觉得她神经脆弱,太过敏感,“别人都能做的为什么你不能做?”但她已经决心把自己的感受放在最首要的位置,不打算为自己辩驳,也不打算改变。
可公正地说,浦西绝不是懒惰散漫的人。抑郁夺走她的活力,使她处于精神危机之中,很难在一份工作上干长久,或许也有这个原因。但她一直逼自己打起精神来寻找工作,想要和社会保持一定的联系,避免掉进情绪的漩涡里。做体力活的时候,她也坚持看书、背单词,考各种各样的证,同时尝试考编,不放弃一丁点改变的可能。
她只是不明白,人们明知道这一切不正常、不合理,又是为什么要忍受?
在某境外电商做外语客服时,她身旁是个年龄相仿的女生。晚上六点,她离开工位准备下班,女生问她怎么不加班。“没有加班费、没有规定,工作都完成了,为什么要加班?”女生有一瞬间的茫然,说默认的规则就是这样的。既然大家都加班,那自己也加吧。最后浦西没等领导找她谈话,自己主动辞职了。
她还说起另一位教培的同事,在前单位工作了一个月,离开时老板说这不行、那不行,硬是不付工资。浦西急得声音高了几个度,“我说你就这么算了?你去告他呀!”
她有过一次维权成功的经历。在汉堡店干了十天,辱骂她的老板,只付给她300元,约等于三天的工钱。“这怎么可能?”她先是打了劳动仲裁的电话,得知如今仲裁也要排队。又打开地图搜索附近有没有相关部门,还真给她搜到一个,劳动纠纷调解单位,离她不远。她立刻步行过去,交代情况、填表,半小时就把流程走完了。三天后有人给她打电话,喊她,把工资领回去吧。
那是她漫长的、频频失败的零工生涯里,一次短暂的、小小的胜利。
浦西在苏州西园寺求了支签,解签的签文是,“天生君才必有用”
浦西深知自己改变不了什么,也根本没有“整顿职场”的野心。在找到一份她认为正常的工作之前,不断地尝试、不断地离开,绝不麻木、绝不忍受,这构成了她最小单位的反抗。
底气来源于“大不了就去洗盘子,又不是没洗过。总不会饿死的。”她没有什么物质欲望,如果把一切世俗的评价标准都放弃,人生永远“有的选”。
我们说起鹤岗,一群年轻人主动放逐自己,人可以不结婚生子、不追求财富或者成功,“不想要的就不要了”。浦西说她唯一无法忍受的是寒冷,如果有一个更温暖的鹤岗,那她一定会去。
她发在豆瓣“轻体力活”小组的帖子有四百多条回复,许多同样游离于稳定生活轨道之外的年轻人在此抱团取暖。几乎每一条浦西都会宽慰对方,“换工作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不是你的错,抱抱”。
最近有一条评论,“假如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就业环境肯定会变好很多。可是你知道的,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浦西的回复是,“也许我只是把自己当个人。希望以后我们都可以把自己当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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