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研、躺平，当下青年如何面对意义焦虑？

6月是高考季，也是毕业季。在城镇青年失业率高达19.6%的背景下，将要走进大学与走出社会的年轻人都面临着生存和意义的双重拷问：当好的大学未必通向一份待遇优渥的工作，工作亦无法带来向上流动的承诺时，我们该如何去面对随之而来的生活选择与意义焦虑？

日前，由澎湃研究所·城市所以燃栏目主办的“我的这份工——与人类学家聊聊青年与工作”的直播对谈上，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项飙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袁长庚，从人类学视角出发，分析了当下年轻人之于教育和就业的选择，以及学历低就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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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访谈和播客中，我们也曾向项飙、袁长庚两位老师请教过当下青年之于工作的种种困惑与焦虑。在工作难寻的情境下，谈论“工作的意义”是否又是一种特权和奢侈？然而正如袁长庚在现场所言，在经济狂飙的年代，人生的意义或许可以在未来美好生活的允诺中兑现，而如今恰恰是每个人亟需重建自身意义系统的时刻，答案也许在家族几代人的经验里，也许在我们于工作中与他人建立联系的尝试中。

教育“内卷”之下，考研变得“游戏化”了

对谈从两位嘉宾回忆自己大学毕业时的就业环境开始。

身为70后，项飙幸运地赶上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起步阶段，各个学历层次的人都不乏就业机会。1999年大学扩招之前，中国的大学教育仍是精英式的，只有少数怀有明确学术志向的学生才会选择考研和考博。因为机会多，毕业后马上可以工作挣钱，对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同学来说，考研反而需要下很大决心。

这和今天的“考研热”形成了鲜明对比。

袁长庚出生于1980年代。在他本科毕业时，尽管身边同学的第一份工作都不太理想，但大家有一个明确的期许和共识：在熬过最初踏入社会的“阵痛”后，未来一定会走上更高的台阶。到了博士毕业后的2016年，由于互联网创业拉动的经济热潮，内容产业的蓝海效应，身边一些文科出身的朋友选择投身其中，而不是进入学院体系，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到了最近这几年，袁长庚发现，自己的学生在找工作时，曾经“向上流动”的社会期许和共识已经破灭了，取而代之的是年轻人一系列对于“工作意义”的追问。“在过去，类似的问题只会出现在一小部分人那里，比如从事公益的同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意义问题是可以在未来的美好生活里解决的。”

而在社会前景不明确的时候，“考研”则成了一部分青年人的意义感来源。对于中国家庭来说，读书和考试始终带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哪怕大家对研究生的质量和含金量已经非常之怀疑了，但是家长总认为，你在读书，就意味着你至少没有偏离正轨。”

“某种意义上，考研已经变得‘游戏化’了。”袁长庚援引国外科研团队关于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指出，当外部局势变得混乱，人们会把认知范围缩小到一个很具象的领域。他注意到，不少年轻人在网上变卖自己的考研笔记，许多人也是通过其他人的分享攻略上岸。整个过程就像玩游戏一样，这是他们对走向外界迟疑时，唯一可以将之落实和对象化的任务。

项飙对考研的“游戏化”作了进一步阐释，在这个语境中，游戏不是玩乐，而是遵循某种简单规律的安排。他认为，考试如今不仅作为手段，更是成为了一种生存方式。在备考中，学生知道劲该往哪里使，每一天的生活怎么安排，期待一个好的分数，从而明确生活的方向和意义。

在过去的田野中，一些年轻人曾向项飙表露自己对于走向社会的恐惧，尤其害怕“付出就有回报”这个意义链条的断裂。而在备考中，尽管也有焦虑，自己仍然能够遵循着一条可以被预期的规律。一旦这种“一对一”的回应链条不成立，人在生存意义上的挑战便凸显了出来。

考公和“躺平”，两种视角下的选择

对于当下年轻人为了求“稳”而选择考公的现象，项飙认为，通过考公进入体制内求稳定，是一种特殊的稳定，本质上还是为了“向上”的目标。

首先，公务员的稳定在受到社会高度认可的同时，也存在大量的“内卷”。在60:1的公务员录取比例下，考公的稳定只有通过极度竞争才能获得。其次，这份“稳定”要求个人付出的代价很大，但年轻人对此似乎并没有切实的认识。

项飙还注意到，尽管绝对数量较低，近些年来公务员队伍和编制性的位置高速增长。考公和考研这两种“内卷”的互相关联，或许意味着“内卷”正在出现新的结构性特征。

袁长庚则从另一角度分析了“稳定”的多重历史经验。他引用人类学家Charles Stafford 在云南边境做的当地世家研究指出，一些云南当地的世家子弟很早就已经“躺平”。“从清末开始，这些世家子弟的家庭经历过财富的快速聚集，也经历过土匪的劫掠、日本人的轰炸，以及1949年后的风风雨雨。历史的经验使他们确信，‘躺下’才是有道理的，‘向上’的梦想反而不切实际。”

这两年，袁长庚在学术会议上多次提及的“短历史”视角。相比于国人动辄“上下五千年”的整体性历史叙事，“短历史”是几代人之间的经验和故事，对于个体而言，这会比前者更有说服力。袁长庚曾让学生通过采访自己的父母来探寻家族的短历史，很多学生向他反馈，在三十年的尺度上，他们发现了自己的家庭已经经历了许多起起落落，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处于异常状态。

“我们刚才谈共识的破灭，其实都是建立在过去四十年的发展经验上，这个经验是有效力的。很多年轻人给我的感觉是，年纪轻轻就有了一个幸存者的心态。他首先经历了‘高考’这个残酷的游戏，还可能携带着历史经验来跟你对话。他未必知道真正的稳定是什么，但他知道不稳定是什么。”袁长庚说。

缺乏保护感和参与感，工作或将再次变为劳作？

在对谈中，袁长庚多次提到，今天人们讨论的教育选择和困惑，更多还是来自城市青年群体。相比之下，农村青年劳动力面临着更加隐形的困境，也容易被吞没在公众对教育和工作的讨论中。

以教育为例，袁长庚注意到，对于农村地区而言，很多家庭早在“初二”和“高二”这两个升学节点就放弃了“读书改变命运”这条道路。

此外，尽管今天媒体广泛报道的城镇青年失业率让已人触目惊心，但农村青年劳动力并未被纳入统计范畴，实际的失业情况会比数据更加严峻。

那么和受过高等教育的城市青年相比，出身农村、早早辍学的青年会如何看待自己的工作和生活？

袁长庚的博士论文是在山东的一个小城市研究当地的销售人员。很多人只上过几天的初中。大部分人同时打着三四份工。他在活动中指出，对于这一群体来说，工作的收获直接对应着他们的生存价值，尽管也存在焦虑和困惑，但工作更容易成为意义感的来源。在研究中，有人曾告诉他，自己虽然赚得不多，也很辛苦，但锻炼了口才，学会了演讲，从一个“嘴都张不开”的人，到可以在一个小型家庭聚会里做主持人。

在写作《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时，项飙就曾注意到，“浙江村”有一种说法叫“吃工资饭”，特指北京市民，多是这些村民的房东。“浙江村”居民对下一代的期许或许就是能吃上“工资饭”，而他们当时的工作状态，则更接近劳作。

从战后全世界的发展趋势来看，这种“从劳作到工作”的变化，是因为社会有越来越多的劳作稳定成工作的形态。项飙指出，工作是基于一种集体同意后的产物，也是现代人参与公共生活的主要手段，更关乎自我身份的认同。只有把劳作稳定成工作，在具备相关法律、合同、原则和工会之后，才会出现工作中的民主问题和集体决策。如果没有这样一种集体同意的方式，像产假、招聘时的性别歧视，便没有可以谈论的基础。

“可能因为这种集体同意和社会共识的因素越来越低，导致现在工作又变成了一种劳作，尽管它有一套固定下来的规则，但没有给人提供保护感和参与感。这也变相导致了大家对于工作的意义焦虑。”项飙有点迟疑地补充道。

越是在不景气的年代，越是不能简单谈“自保哲学”

身为人类学学者，袁长庚和项飙对人们从工作中获得的意义感来源和构成始终带有极大的好奇与关怀。经济狂飙的时候，“意义”或许可以在物质生活的富足中得到满足；但在这个不太景气的年代，我们或许可以借机去思考，工作的意义又该如何再次回到“人”的身上，而不是仅仅指向升职加薪这样的“美好未来”。

项飙曾在访谈中说，一部分在大厂工作的年轻人之所以感到“意义贫困”，是因为他们既看不到自己的工作成果最终具体通向何方，也无法和身边的人产生横向的意义链条。而一份“好”的工作，就是有机会能和他人产生具体联系、带有充分合作空间的工作。

这就涉及职场中人与人的关系。在今天，一部分“职场求生指南”号召大家要具备“职场渣男”的心态，即对工作中的人与事都不要“走心”，绝对不能吃亏。新教伦理下的职业道德，也在付出与回报不对等的时候滑向了职场PUA。

袁长庚注意到，年轻人对于吃亏的警惕，一方面体现了社会观念的进步，大家开始警惕类似道德话语中所涵盖的暴力倾向；另一方面也源于社会在过去二十年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共识：对于痛苦和负面事物的全面否定。

项飙比较了“吃苦”和“吃亏”的区别。在“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中，“吃苦”导向的是一个未来更为成功的自己；“吃亏”则意味着“好处都给他人占去了”。两种心态可以共存在一个人身上，反映了面对不确定的环境，人变得极端自爱，将自己收缩在一个“保护壳”中。

对此，袁长庚表达了担忧。他抛给现场观众一个问题：“当一份工作失去了绝对的经济效益和道德价值后，能不能在对老板非常敷衍的同时，去爱自己的同事？”

袁长庚回忆起曾经在父亲的厂矿上参加过的一场葬礼：一个工友去世了，他们在一起工作了二十年，在这个葬礼上没有人说这个人的好话，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会认为大家还是有交情的，这是一个在我们生命里出现过的人，他的离开让大家都觉得很难受。

“越是在不景气的年代，越是不能简单谈所谓的‘自保哲学’。”袁长庚表示，所谓工作中的“渣男心态”，就是号召人们不要再跟那些不合实际的事物发生关联，也不做任何付出。这样会让我们失去被他人记住的可能。对于身处下沉年代的人们来说，与他人联结后的正向回馈正是非常重要的意义感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