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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入职场一个月,我们被裁了

来源:网易人间©     时间:2023-08-30 09:38:08


(资料图片)

2月8日,过完年回来的第二周。深夜,我躺在床上有一种不真实感,像一个刚做完截肢手术的病人,难以相信自己竟然失去了身体的一部分,曾经那理所当然的安全感破碎得如此突然。我努力让自己尽快睡去,仿佛一觉醒来,事情就会有所转机。

但通常来说,造成了巨大痛苦或是无边喜悦的事物,它们产生的影响都不是一瞬间,而是会像雨水渗入泥土,细长而缓慢。

高佑东、王泓、李铭和我,是去年同期校招进入这家公司的应届毕业生,985硕士。我们的大部门属于售前相关,每年需要不定期出国际差,部门按照产品划分了几个组,我们4个又被分到一组。入职前我们就通过新员工群加上了微信,入职后,我们又一起进行了几个月的集中培训,了解了产品、工作流程、专业技术等方面的内容,之后便是上手具体项目。

我报到的时间稍晚一些,所以遇到问题就询问他们,每次都能得到认真细致的回复。我们都是比较直爽的性子,一来二去,关系就处得非常好,下班或者周末,会一起约着去吃饭、打牌。

除了项目推进比较紧急时需要加班,会很累,工作氛围倒一直比较和谐。我们小组一共有10多人,业务方向整体来说偏技术,工作是项目制,每个人负责不同的项目,同事关系比较简单。组长是个身形魁梧的中年人,内里却有一种与外形颇具反差的活力感——他的微信头像是只小奶猫,说话很幽默,总是面带微笑,每天早上来和晚上走的时候,都会跟我们打招呼。

年前,我们转了正,也都接手了不同的项目。我和王泓主要负责欧美地区的项目,李铭负责中东某国的项目,高佑东则负责印尼的项目——他比较辛苦,任务量大,前方缺人,一周内就要出国,签证这两天就要下来了,他也在准备买机票了。

我们也都期待着各自即将来临的异国之旅,还给我们的4人小群命名——“环游世界小分队”。

“巴厘岛的风景可不错,到时候多拍点照片发群里,我们云共享一波。”

“南美洲的热带雨林也很绝啊。”

“去欧洲的可以给我们代购。”

“就要四散在世界各地了,到时候记得带点纪念品回来。”

“中东带啥呢?”

“带瓶沙子回来吧。”

……

一场场未知的冒险在我们的脑海里徐徐展开,我们仿佛那伫立甲板的船长,脚下是即将远航的船,眼前是海天相接的未来,正等着我们去寻找、去探索。

但当天下午,组长突然叫我们4人到会议室开会。组长很少不提前通知就开会,我们也没觉得有什么异常,以为就是交代出差事宜,按往常一样,带了电脑和纸笔准备做会议记录。

来到会议室,组长已经在等着了。见我们来了,他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先说明会议主题,而是开始讲起公司未来的战略主线和部门现状这些像PPT里背景介绍似的东西,一般来说,关键问题都会藏在这些烟雾弹后面,我们也就不太走心地听着。

然后,组长讲到,部门今年的考核指标变了,不再考核出差率,近期公司也不会安排我们出差了,所以办理签证的事可以停下了。听到这里,我们依然没觉得有什么大问题——事后想来,也许组长是想努力传达得更委婉一些,故而会议进程推进得非常缓慢,仿佛这样就可以让后续的结论显得不那么突兀。

终于,他进到了压轴戏——公司下达了裁员指标,组里决定保留可以创造价值的老员工,我们4个新人可以“自谋出路”了,从现在起,给1个月的时间,找下家。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仿佛当头一棒,我们甚至来不及反应。

“昨天下午接到的消息,我想了一个晚上该怎么跟你们说。但事情已经是这样了,早说晚说都一样,也没必要遮遮掩掩了。”组长一直挂在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似乎是为了表达得更加清楚,他还拿我们举了例子,“公司不会耽误大家去外面找机会,比如佑东,如果你有了别的面试,可以说一声不来上班,我都会给大家批假的。”

说完,组长扫视着我们,仿佛在观察我们的反应。空气极度安静,我们低着头。高佑东悬在手中的笔有一丝颤抖。我们要被裁掉了——曾经看到过的裁员桥段,居然真实地发生在了自己身上,比传闻中的“35岁”提前了整整10年,就在此时此刻、在这个平常的下午,让人如此措手不及,就像刚出巢的鸟,还没开始飞,就被断了一翼——没有应届生身份,也没有工作经验,后面的路该怎么走?

我已经开始设想自己好不容易抽到的好牌要被打烂的样子。会议室里开着空调,新风机嗡嗡作响,我觉得很热,很憋闷,也很烦躁。组长还在说着什么,我已经不想听了。

“大家还有别的问题吗?”最后,组长问道。

问题?问题可太多了,不解、气愤、不甘心……快要从脑子里溢出来。有一瞬间,我甚至想站起来质问:凭什么!

但刀已磨好,羊也已经拎出来了,问什么问题有用吗?无论如何,至少,我要保持一个成年人的体面,不要狼狈不堪。我什么都没问,只是静静地盯着敞在桌子上的空白的本子,甚至还强挤出一丝微笑,摇了摇头说:“暂时没有。”

“下班一起吃个饭吧。”走出会议室时我说,他们默契地点了点头。

晚上,我们打车去了公司附近一家常去的烧烤店。上车后,我又忿忿地说起裁员的事,也突然回想起来,最近确实听到了公司准备在年后精简人员的传闻。当时总觉得裁员离我们很远,毕竟不管从统计学角度还是从人道主义讲,裁员一般不会落到应届毕业生头上。今天开会后我甚至向其他部门一些熟识的同事打听了,发现好像只有我们部门准备砍掉应届生,而且只有我们组是所有应届生一锅端。

司机通过后视镜看了我们一眼,没有说话,但仿佛若有所思,大概这座城市里,听到过最多故事的就是出租车司机了吧。

烧烤店在一条繁华的商业街上,吃饭的人很多,熙熙攘攘。然而今时不同往日,我们心情复杂,走在人群中,仿佛也体会到了“热闹都是他们的,我什么都没有”的感觉。

进了店里,入座点单,前面一桌的男生们正在喝酒侃大山,左面是一对带着小孩的夫妻,店员小伙忙得不亦乐乎,笑容明朗地为我们拿来菜单。大家看起来都好幸福,我不禁对这种简单的快乐心生羡慕,就像肚子疼,平时没事的时候,你甚至都不会注意到它,然而一旦疼起来,你就会抱着肚子怀念曾经的平静。

“怎么会这样?难道是我们哪做得不好吗?”我们猜测道。

显然不是。我们无论学历还是表现,都算新员工里较好的——我和李铭是同一所南方C9高校的硕士生,高佑东和王泓也都是985硕士;新员工集中培训时,我们的成绩名列前茅,平时考评也没有任何问题。

去年疫情下,公司整体的效益也非常好,按理不应该扩招嘛?无论怎么猜测,我们都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被裁员——

“我隐约记得,组长之前好像提到过今年会有人员优化,要末位淘汰。”

“那也不应该把新员工算里面啊。我们刚培训完,项目都没怎么上手,拿什么跟别人比?”

“我记得谁跟我说过来着,新员工有一年‘保护期’。”

“有什么用,又没有明文规定,想干掉你,这都不作数。”

“唉,校招的时候拿了几个其他大厂的offer,觉得这边可能压力小点,就选了这里,结果落得这种下场。”

“谁不是呢?我是想着这边可以出国玩,结果玩没玩成,饭碗都丢了。”

“我们点儿也太背了吧。”高佑东低声说道,“我是不是该收拾收拾把房子退租了。”

“难道真的没有转机了吗?”我不甘心,依然抱有一丝幻想。

“没了吧,都说这么明白了。”

气愤、失望、不安、茫然揉作一团,但最强烈的情绪,是惊讶和难以置信。刚步入社会的我们低估了职场的残酷,作为大机器上微不足道的零件,公司卸掉我们轻而易举,是没有情面可言的,甚至与我们做了什么无关,更不需要告知原因,我们只是裁员名单上的一个名字,或者说是一个代号。

被迫接受现实后,我们开始分析自己的现状——非常不容乐观。出路有两条:一是重新找工作,二是争取公司内部转岗,但都很难。先不说最近几年就业大环境不好,我们如今失去了应届生身份,又缺乏工作经验,在就业市场上毫无竞争力可言,而且我们都属于跨专业过来的,抛下了化学、能源、材料、机械的老本行,新行业又没摸透。

况且2月也不是求职季,只给1个月“缓冲”,想找到好工作基本很难,一旦工作履历断档,后面的牌就容易越打越烂。另一方面,公司内部转岗也因为裁员竞争空前激烈,我们需要跟一些有多年工作经验的老员工角逐。

虽然我们说好要“化悲愤为食欲”,但一桌子烤串依然剩下一半多。沉默开始在我们之间蔓延。于是我们结账,走出烧烤店。

时间已经很晚了,路上行人散了不少,三三两两地走着。2月的晚上,风吹过,大街上很冷,我裹了裹衣服,只想赶紧回家躺着。

王泓点了一支烟,这是我第一次见他抽烟,问道:“你居然抽烟?”

他默默地点了点头。

高佑东看了他一眼,冲着徐徐飘散的烟圈说道:“压力大啊。”

我们叫了车,走到十字路口,看着擦肩而过的车流缓缓驶入夜色。虽然月亮很圆,路灯很亮,但远处的天看起来依旧很黑,仿佛一个无形的钟罩扣在头顶,让人心情压抑。

第二天,我们手头上的项目全部被移交给了同事,之前需要加班才能完成的工作,一瞬间消失了。这无所事事让我们放弃了最后一丝幻想,意识到事情确实没有转机了,必须要开始找出路了。

时隔半年,我再次打开招聘网站,仿佛又回到了那被焦虑掌控的毕业季,写论文和找工作挤到一起,每天焦头烂额。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至少是统一作战,有学校的资源做后备,现在裁员突袭,我们就像被打懵的游兵散将,在大雨里踩着泥泞的小路,只想尽快找一处茅舍暂避风雨。

我基本只能从自己的专业出发,简历就靠寥寥的在校实习撑着,而招聘网站上动辄要求有3到4年的工作经验。我回头看着自己这段仅有半年的、与专业不相关、还主要是培训的“工作经历”,内心犹豫要不要把它塞进简历。鼠标顺着列表划了半天,终于找到几个还算沾边的行研岗位,才勉强算是把简历投出去。

投了一圈后,我们决定还是尽可能地争取内部转岗,这样至少履历不会断档。原来对征途大海的畅想此刻只能按下去了:高佑东因家庭需要,转向了国内岗;李铭和王泓则是国内岗和常驻海外都可以接受;我还抱着可以海外短期出差的希冀。

我们翻看了公司内网,发现能投的岗位很少,而且我们组的产品从全公司范围来说体量较小,相应的人员需求就少,这意味着几个月来费时费力参与的培训对转岗的帮助不大,真是雪上加霜。

等待的日子,时间仿佛被无限拉长。每天晚上回到家,一些属于过去的东西都在提醒着我认清现实,比如:陆续抵达的快递,是我为出国准备的各种必需品,倚在墙角的两个最大号的行李箱,还有躺在桌子上的房地产宣传册——1个月前,我甚至考虑要在这个城市定居下来。可是,一切计划中应当出现的,都凭空消失了,仿佛你原本安宁坐在一辆疾驰的列车上,突然一个急刹,你就顺着惯性飞出去。没人会管你掉到哪里,你的计划、未来都一文不值。

去到办公室,同事们照旧在热络地相互打招呼,我们却怎么也笑不出来,只能枯坐在工位上刷招聘软件或者玩手机。净水器的位置在我们工位的正前方,大家接水时都要途经我们,组长也会经过,他有时会看我们一眼,有时不会,但无论他看或不看,那尴尬的感觉都令人如坐针毡。我手机里刷着视频,偶尔迎面对上他的目光,那一刻真是抬也不是,放也不是,只能赶紧再低下头,假装没看见。

我们断断续续了解到一些关于此次大裁员的原因:一个是公司层面“降本增效”,另一个是因为疫情结束——我们部门刚成立没几年,因为业务特点,疫情期间人员需求反而增加了,头几年业绩不错,如今疫情结束,部门功能弱化,根据公司总体业务规划,需要进行人员精简,加之我们组负责的产品去年业绩一般,所以部门内的裁员指标,我们组要承担一大半。

从组内考虑,组长选择裁新人是相当划算的,需要的赔偿还少,据说当时上级曾提道:“也许,他们以后不比别人差,但我没时间给他们成长了。”

“那23届还没入职的新员工准备怎么办呢?公司花了近半年的时间培训我们,结果还没有发挥价值就走了,又换一波新人,裁员跟招聘是分两条线的吗?这不是资源浪费吗?”我听一个负责培训的同事在讨论他准备带的新人,便问道。

“23届的招之前不知道部门要精简人员,往年都可以提前入职,但现在要求他们7月后才能入职,可能也会尝试劝退吧。另外,后面可能会卡实习转正。”同事回复道,“这么多年,没见过这么大规模的裁员,疫情的时候都没怎么裁,可能就是你们运气差吧,唉。”

5天过去,果不其然,很多内部转岗接收的都是有经验可以直接上手工作的老员工。我们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属于缺乏经验的新人,位置尴尬,除了王泓接到了个党建部门HR应付差事的电话外,我们颗粒无收,整个过程只能用“被动”二字来形容。如今的我们是傍晚菜市场剩下的菜,任人挑挑拣拣,毫无还手之力。

那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气氛很压抑。

“要失业了咋整?”高佑东说,“要不我去公司楼顶拉个条幅喊个话吧,‘校招生入职不足一年惨遭裁员’。”

“太坑了,我到现在都还有点没缓过来,整个事情实在太突然了,这几天快把一辈子的脏话都骂完了。”李铭说。

“现在啥工作经验都没有,内部转不了的话,靠学校那点实习经历,我甚至不知道出去能干啥。”我点开招聘app,看了眼空空如也的消息框,“哦,不对,我还可以去送外卖,这个不需要经验。”

空气一度陷入沉默,吐槽并没有让我们感觉好受一些,工作还是得继续找。

令我们感到慰藉的是,一些同事很是同情我们,积极地帮我们寻找信息和资源。为了增加机会,我们也进一步扩大了投简历的范围,终于,在过了1周左右后,内部转岗有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高佑东接到了公司天津处和济南处的面试;王泓和李铭开始了一个美洲处的面试;我获悉欧洲某国有用人需求。

但过程总是不遂人愿——高佑东面完后被告知,要等转岗部门里有离职意愿的员工走后空出位置,他才有机会过去,这一等可能就遥遥无期;王泓和李铭面的甚至是同一个岗位,只有一个名额;而我还在等早就约好、但却迟迟没有动静的面试。

当我们再一次陷入困局时,组长突然给我们群发了一条消息:部门帮我们推荐了一个产品线的岗位,明天会有那边的接口人来面谈。消息来得有点突然,我们不敢抱太大希望,但总归是又多了个机会。

第二天,离下班仅剩1个小时了,那个产品线岗位的接口人也没来,我在小群里发了句:“快下班了,今天产品线这个大概是没了。”

他们附和道:“估计是。”

没想到,10分钟后,我第一个接到了电话。我马上在群里说:“说曹操曹操到,电话来了,我先行一步,回来信息共享。”

我赶到约好的会议室。这个产品线岗位确实是需要出海外短期差的性质,与我的期望匹配,接口人对我的背景也表示满意,唯一的问题是他们负责的产品与我之前负责过的不同,这意味着涉及产品的所有基础知识都需要我重新学。既然对方部门愿意培养新人,我肯定得努力拿下。

整个面试过程非常顺利,那边看起来比较缺人,接口人直接承诺可以尽快转岗。出会议室的时候,我还有点不敢相信——转机来得如此突然,这算是已经安全着陆了吗?一想到接口人给出的爽快承诺,我便安慰自己:应该是妥了吧。

接着,他们3个也依次被叫过去面谈。由于当时我们也在其他面试流程中,故而并没有马上确定意向,接口人说给我们一个周末的时间考虑,周一给出答复。

周一很快便到了,虽然高佑东不想出差,但无奈国内岗位没有空缺,他便决定不等了;王泓和李铭面的美洲处岗位分别进行到了二面和三面,但迟迟没有确定结果,李铭决定主动放弃;我也跟欧洲处岗位的HR明确了,不再等待。

高佑东、李铭和我决定去那个产品线的岗位。对于美洲处的岗位,王泓想再等一等——毕竟李铭退出,少了一个竞争者,他又有相关国家的项目培训经验,所以最后,他顺理成章地获得了这个名额。得知结果后的第三天,他就提了转岗申请,然后搬走换了办公室。

得悉我们确定去产品线的岗位后,对方部门发来一份表格,要我们填写基本信息,并让我们耐心等待。虽然对方还没有明确给到调岗通知,但看到王泓的转岗流程如此迅速和顺利,我们3个都放下了怀疑,好似这场风波就这样有惊无险地结束了,听说新岗位所在部门业绩更好,我们甚至还庆幸“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接下来安心等待就好。同事们得知消息后,纷纷祝贺我们有了一个好去处。

我们依旧待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但是不像之前那般慌张了,心安理得地把这段闲暇用来休息。新岗位工作性质与之前的类似,我感觉我生活的列车重新步入了正轨,开始前进,曾被遗弃的看世界的计划又重见了天日,快乐和希望一并都回来了。

可2周过去了,我们除了拿到一些技术资料,做了点学习,并没有其他实质性的进展。每次询问对方接口人,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复:快了,耐心等待。

我逐渐生出一丝不安,对高佑东和李铭说:“这都快半个月了,夜长梦多啊,不会突然不要我们了吧?”

“应该不会,那边领导都承诺了。”高佑东回复道。

那就等吧。我强压下心中的不安,毕竟,我们现在也做不了什么,也改变不了什么。

3月初,面试完的第三周,周一早上我来到办公室,发现高佑东不在。他一向来得很早,难道是请假了?

不一会儿,高佑东发来消息说:“今天请了病假去医院做检查。”

我以为就是常规体检,便回复道:“趁着空闲,去做个检查也挺好。”

周二,高佑东依然没来,我才奇怪:“什么检查,做一天还做不完?”

他回道:“出了点问题,需要做手术然后住院,请了半个月假。”

我很惊讶,安慰道:“身体最重要,公司这边正好没事,你赶的时间不错,安心养病,有啥事随时通知你。”

周三,我找到部门HR,询问转产品线岗的事为什么等了这么长时间还没消息。她告诉我对方部门确实是有需求的,只是名额还需要时间协调,你们耐心等待。听完,我放心了不少,向他们转述了这个消息,并问候了高佑东,让他安心养病。

周五早上,部门HR突然问起高佑东“在不在公司”?他回复“在医院”后,HR便没有消息了。我猜是转岗的事,等了这么久,也该要开始了,心里的石头可算快落地了。我感到一阵轻松,在工位上直了直背、伸了伸腰,接下来一整天时间,我都密切关注着通讯软件和邮箱,生怕错过什么。

可从早上一直等到下班,都没有接到任何消息。

下班后,我跟李铭一起往外走。出门后,他突然把我叫到楼梯转角,说:“虽然部门HR让我低调,但还是跟你说一下吧——就在刚才,她让我提了调动申请,意思是那边名额是一个一个放出来的,应该不会让我们一起过去。”

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回到家后,越想越不对劲——名额有先后就有先后呗,为什么要李铭“低调”呢?是要对谁“低调”呢?那显然是对我、对高佑东低调啊!不安在我内心里开始蔓延起来——难道可能有人转不过去吗?想到这,我愈发坐立不安——高佑东那边早上说完,也一直没有后续,现在什么情况,要不要问一问呢?

我正犹豫的时候,高佑东却打来了电话:“忙着呢吗?跟你说个事,部门HR刚告诉我,我们仨可能没办法同时过去,让我心里有个数。最多有两个名额,李铭应该已经在转了,也就是说,我们俩至少有一个要出局了。”

“什么?!之前不是说名额充裕吗?”我感觉自己的血压在飙升,拿着手机的手在颤抖,不安的预感变成了现实,心头瞬间涌上一阵窒息感,就像溺水的人好不容易把头探到水面,刚喘了口气,又被硬生生地摁了下去。

“对啊,听到这个消息,我简直要被气死。今天是我做完手术的第二天,不能坐着,只能躺和站。接到通知,我马上就出来给你打电话,现在正站在病房门口。”

“名额不够,为什么不早说呢?浪费这么长时间干等着。”我的窒息感变成了愤怒,感觉自己像案板上的肉,毫无主动权,“拒了其他机会,就等来这么个结果!”

3选2,他俩都有接到HR的通知,就我杳无音信,这不明摆着不要我了?这么想着,巨大的悲伤一下袭来。我准备去问一下那边的接口人,无论什么结果,我必须知道确定的答案。我在线上给对方留了言,对方很快回复了,说稍后给我打电话。

等待的空档,眼前仿佛有一座大厦在摇摇欲坠,这种时候最为熬人,你感觉它快要倒了,但又不知在哪一刻倒,如果它轰然倒下,至少可以让人认清现实。我甚至想了很多次电话打来后得到被拒绝的消息的场景。良久,我又想,既然都不要我,那我至少要知道是为什么,于是拿出纸笔,开始罗列一会儿准备问的问题。虽然我一遍遍地告诉自己要冷静,生气也没用,事已至此,何必自我为难呢,但手中的笔却依然止不住地抖,心跳加速,字坨成一团,凌乱地散落在纸上。

1小时后,手机响起。我心里一沉,如鲠在喉,深吸了一口气,拿起来看着那个绿色的接听键,一边用尽力气安抚快要喷薄而出的情绪,一边对自己说:冷静、冷静、冷静。

顿了几秒后,按了接听,没想到从对面传来的声音,语气居然很轻松:“你这边问题不大,名额是一个一个放出来的,耐心等待吧。本来我是想让你第一个转的,但由于部门内部各方面原因,女生就排后面了。”

我这边问题不大?反转来得过于突然,我将信将疑,手里还拿着刚刚写好的问题,补充问了一句:“那我们3个是都没有问题吗?”

“不好说。”对方留下一句,就挂了。

煎熬等待了1小时,通话过程不到1分钟。但至少,事情看起来又出现了一丝转机。我心情缓和些,又催促高佑东也去问一下,但他问完的反馈是对方回复得略显敷衍,没有什么明确结论。

周日下午,我跟王泓一起去医院探望高佑东。出电梯的时候,高佑东来接我们,我差点没认出来——他看起来气色非常不好,穿着深蓝色条纹睡衣,手术的伤口还在愈合中,走路只能弓着背。见我们来了,他笑着摆了摆手。想着他一边生着病,一边工作上还出了变故,肯定身心俱疲,我不禁感到非常难过,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我们来找你唠唠嗑。”把水果放到病房后,王泓先说道。

高佑东带我们去到病房外的大厅,那里的人很少,有一整面落地窗,站在窗前,可以看到楼下的喷泉,池里有两只黑天鹅,还有两个天鹅雕塑立在水面。

“做完手术不能坐着,除了躺着,就是出来动一动,我每天早上和傍晚都来这里看那两只天鹅,经常有人来喂它们。”高佑东说。

我们站在窗边看着天鹅从这头游到那头,再从那头游回来,夕阳的余晖开始洒落在水池里。看了一会儿后,我们切入正题:“这波操作真的是绝了,一直吊着这么长时间,最后给个这种回复。”

“现在什么承诺都不靠谱了。如果后面还是没有明确进展的话,就必须开始两手准备了,再找找内部外部的其他机会。”我对高佑东说,经过这来来回回的波折,我已经不敢随便相信对方的口头说辞了。

“现在就剩咱俩了,一起吃过这么多顿饭了,大家都是兄弟,相信我们谁出局,另一个人都会感到遗憾。”高佑东对我说。

“唉,是的啊。”我叹了口气,一边感动于有这些共患难的朋友,一边又有种深深的无力感。

我们一直闲聊到窗外的路灯次第亮起。临走的时候,高佑东说道:“我爸在医院照顾我,出了这事我都没跟他说。我爸妈以我为傲呢,培养了这么多年,终于工作了,不想让他们担心,也不敢跟他们说。今天你们来,我非常高兴,终于有人跟我唠唠这些事了。”

“你高兴,我们就高兴,你好好养病,能让你高兴一些,我们今天就来对了。”我和王泓回复他。

李铭提完转岗申请,流程也走得很快,3天左右,他的岗位名称就变了。我和高佑东依然在等待,所幸部门内已经有一些员工通过转岗和离职消化掉了部分裁员名额,之前的1个月期限便可以顺理成章地往后拖延一下。我又去产品线和部门HR那边问了一下,他们的回复都是:会接收我,但还是需要继续等。

转眼来到3月中旬。一天,高佑东突然问我:“在吗?”

高佑东一向说话直接,有事说事,突然以“在吗”开头,让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他说组长找他谈了话,现在只剩下我和他没有转岗走,所以必须出一个人来背上个月的考核低分,组长选择了他。

我们部门内确实每个月都有按比例背行政考核低分的潜规则,考核结果对个人评级和绩效都有影响,但以往没有这么严格。高佑东说他跟组长申辩,说背低分会影响他在公司内部的调岗,组长却回复说“不影响”,并解释说之前也有别人背锅。

“这是要赶我走的节奏了。”高佑东说道,“我真的要准备在外面找工作了。刚动完手术,刀口还疼着,坐都不能坐,还要准备找工作和面试。”

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毕竟我这边也是悬而未决。

高佑东出院了,但依然需要卧床养病,他就又请了半个月的假。期间,他一直在关注着外面的工作,但匹配的岗位非常少,唯有销售类岗位最缺人,也不需要相关背景——但念了好多年的书,拿着985硕士的牌,甚至手里有多篇论文,最后却去当销售吗?不知道这算不算“孔乙己的长衫”,但不甘心是真的。他面试了几个与原专业相关的岗位,但反响都不太好,对方都觉得他缺乏工作经验,其中有一个需要到当地线下面试,他养病不方便,就拒绝了。

部门HR那边问我有没有催产品线转岗的进度,我说在催了,但那边说需要调走一个人才有空位置接收我,时间上实在不受控。于是HR就建议我再找找别的,万一这个黄了,好有个备选项。我叹了口气,嘴上说着“好的”,实际上心力交瘁——熬鹰大概也就这样了吧,每天一根弦绷着,拖着,起起伏伏,直到变得松垮无力,各种情绪都逐渐消耗殆尽,连气愤都所剩无几了。

4月初,我终于在公司里见到了高佑东。组里只剩下我俩还占着位置的编外人员,说不尴尬是假的。几个刚出差回来的同事早就听说了我们的事,都以为我们都转岗走了,一进门,看到我俩还坐在工位上,也只能讪讪地笑一笑。

高佑东回公司第三天,就迎来了又一个低分考评——组长说他3月份请假太多。我们之前还在庆幸,他手术做得很是时候,转岗空档期可以安心养病,如今这却变成了落井后丢下来的一块巨石。组长这次给的考核评价非常言简意赅,只有4个字:能力不符。

看到评语后,高佑东气到冷笑出来:“考评结果会上传到主管处,是离职的谈判筹码,有个认识的学长,在这边离职前被给了3个月的低分。”

“要裁员就说裁员,跟能力有什么关系?临走还要给扣个锅。”我愤愤地说道。

我想到之前组长夸高佑东做事稳重又靠谱,想到组长每天脸上挂着的微笑,感到非常震惊和难以置信,难道这才是职场的真相吗?

“一点情面都不讲了吗?现在每天还在见面啊,这还没等人走,茶就凉了。”我替高佑东感到难过,低评级都已经够狠了,为什么评语还要写得这么冷漠和犀利呢?我对高佑东说:“佑东,你非常优秀,这绝对不是你的问题,主要是运气不好。”

“我现在已经对公司没有一点留恋了,给我赔偿,我立马就走。”说完,他在工位上叹气。

组长刚好路过,对他说了句:“别有情绪。”然后带着一如既往的微笑,扬着脸,仿佛无事发生。

我问高佑东后续有什么计划。

“我这种情况,大厂已经不好进了,只能投一些小公司了。目前手头有个还可以接受的offer,是化学的老本行,兜兜转转又回去了。”

“公司大也是当螺丝钉,只要各方面合适,小公司也不错的。”我说。

“主要也没有选择啊,工作真的太难找了,已经在准备考编了,一开始觉得它工资低,但如今看来稳定还是很重要的,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突然干掉你。累了,不想卷了。现在是笔试已经过了,面试也面完了,就等出结果了。”

4月中旬,产品线的岗位名额依然还没有空出来,但对方明确表示会接收我,还派我提前到上海出差学习。之后,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这次的调岗如此费劲——每个部门的人员数是按业绩来分的,一般是固定的,产品线近几年业绩好,预计可以扩充人员,2月那边正好缺人,便直接答应接收我们3个,但没想到公司这波裁员规模这么大,后面又有了更合适的人插队,所以名额就紧张了起来。

4月下旬,HR找高佑东谈话,拿了1个半月的赔偿后,他正式签了离职。

办手续的过程还需要几天。高佑东每天早上先去医院换药,再来公司。临离职的前两天,上午他来得很晚,路过时,我问:“你咋才来?”

“哇,医院今天人贼多。”他回复道,很自然地冲我笑了笑,语气里带有一丝轻快,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看到他略带轻松的样子,我一瞬间仿佛回到了几个月前——今天也只是普通的一天,高佑东打了一个普通的招呼,互相吐槽完早高峰的地铁很挤后,我们来到工位打开电脑,一切都在安稳有序地进行着。

高佑东走的前一天,我们几个一起吃了个饭:

“刚考完的事业编结果出了,就要一个,我排第二。”

“啊就差一点,这也太可惜了吧。”

“还是运气不到位啊,上半年还有几个岗位可以再考一下,我准备再试试。大不了就先去新公司过渡一下,走一步看一步吧。”

“经过这件事,发现给资本家打工是真的不靠谱,怪不得都说‘宇宙的尽头是考编’。”

“我有同学也准备要离职了,他们公司末位淘汰制,压力太大了。”

“我的一些同学也在吐槽工作累,每天晚上10点才下班,回家倒头就睡,几乎没有个人时间。”

“你们都还在,只有我走了。”末了,高佑东说道。

我想起曾经那些参加培训、下馆子、打游戏的日子,如今一晃,居然到了离别的时候,不禁十分伤感。

“唉,主要是运气差了点,没关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没错,佑东,此去,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王泓端起酒杯说道。

5月初,我终于成功提了转岗申请。搬走前,看到他们3个曾经坐过的位置空空如也,仿佛无人来过,只剩被遗落的名牌执拗地贴在屏风上,仿佛在等着什么。回想去年,听到组里说下一届还会再招4个新人时,我还在疑惑这块的工位看起来有点不够了,人来了坐哪呢?去别的办公室吗?如今看来,原来是坐我这儿。

我就是小丑本身了,我不禁苦笑了一下。

打开我们组的群,发现也就少了我们4个应届生,之前听说被约谈的一个老员工并没有离开的迹象。别的组,被裁的人有老有新,而我们组负责的产品相对更复杂,需要时间沉淀,大概是老员工都裁不动,只能拿新人开刀。总要有人走,不是我们,就是别人,现在只能是我们。

公司这次大裁员逐渐接近尾声,我们整个部门都大出血,我打开一个工作群,原来有100多人,如今唯剩80几个。

熬了2个多月,终于有了结局,但怎么能算是结局呢?今天的结局不过是明天的开始——王泓转岗到美洲处,预计未来几年都会待在国外,他重启了办理签证的流程;我和李铭转到产品线的岗位,从头开始学习另一个产品,这边年轻人少,工作压力更大一些;高佑东又考了几个事业编的岗位,其中一个过了,便马上准备签约了。

一切尘埃落定后,我问自己:如果注定要经历这件事,是在26岁时好呢,还是在36岁时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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