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立业”，难“成家”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中国青年正面临着越来越复杂的就业形势。一方面，高等教育扩张为青年就业带来了积极影响，青年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就业回报不断提高，平均薪资和初职薪资持续上升。但另一方面，在劳动力就业市场化、城镇化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背景下，青年就业也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体现为青年劳动参与率下降、失业率上升，不就业和不稳定就业群体规模扩大，青年毕业后未就业或就业间隔时间较长的“慢就业”现象时有发生。

近年来，受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青年毕业生的就业难问题尤其突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从2019年的平均11.8%上升至2022年的平均17.5%，远高于城镇其他人群的失业率。青年就业的困难尤其集中在从学校到职场转变的初期，这个过程顺利与否决定了青年后续的工作轨迹和职业生涯，这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带来的影响值得关注。

(资料图片)

在就业形势变化的同时，中国青年的私人生活领域也正经历重要的变化。随着中国进入第二次人口转变，青年晚婚、同居、不婚、离婚等现象愈加普遍。婚姻行为的变化影响了生育行为，由于中国人的生育行为仍主要发生在婚姻当中，婚外生育极少，青年的晚婚不婚是生育率降低的一个重要因素。

青年婚育行为的变化给人口结构和经济持续发展带来了潜在危机。当下中国已进入超低生育率社会，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已跌至1.3，积极应对低生育率可能带来的风险、鼓励生育、创造生育友好型社会已成为共识。在这一背景下，青年的晚婚和不婚问题也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

中国古话讲“成家立业”，将“成家”和“立业”作为青年步入社会、承担责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成年人的重要标志。从生命历程的视角来看，“立业”和“成家”分别是青年时期最重要的生命事件。生命事件之间相互关联，早期的经历会影响后续的人生发展。由于学校-职场转变通常早于结婚和生育，前者是否顺利很可能影响后者，如果青年“立业”受到挑战，其“成家”也可能受到影响。

陆续有研究表明，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房价高企、生育成本提升等原因，经济因素对中国人婚育行为的影响逐渐增强，社会经济地位与婚育行为转变的关系从原来的地位越高、婚育行为越前卫的“第二次人口转变模式”开始向地位越低、越难形成稳定的婚姻关系和生育抚育环境的“弱势模式”转移。

那么，在青年面临多元化、复杂化的就业大背景下，青年就业状态的转变是否会对他们的婚育行为造成影响呢？更具体而言，青年的“立业”难是否造成了青年的“成家”难？本文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将为了解中国青年的成年转变现状和低生育问题提供启示。

二、文献回顾

1. 青年-成年转变的“悠悠球化”

从青年到成年的转变是生命历程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议题。“青年”被视为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因为它一端连着童年，一端连着成年，是童年-成年之间的过渡阶段。

青年期也是人们生命事件的密集期，青年-成年转变是由许多重要的生命事件构成的，包括从学校到职场的就业转变，从单身到组建家庭的婚育转变，从与父母共同居住到离巢的居住安排转变，以及从经济上依赖父母到经济独立的经济转变等。

生命历程理论认为，经历这些重要的生命事件会对个体命运造成长期影响。尤其是就业转变成功与否不但影响青年自身的职业轨迹、后续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与人生福祉，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也至关重要。对于青年个体来说，接受教育、培训与工作是与社会进行接触的重要途径，长期脱离工作的青年不但可能面临经济、生活上的压力，更可能遭到社会排斥，进而引起精神、家庭和犯罪问题。

对国家来说，如果大量青年无法顺利完成从学校学生到职场劳动者的转变，或者转变中无法实现学校技能与职场需求的最大效率转化，巨大的人力资本浪费将阻碍技术创新和社会发展，过高比例的失业青年也可能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在青年-成年转变的研究中，学校职场转变和婚育转变的规律是最受关注的议题。许多研究表明，当代青年向成年转变的过程愈加多元、自主、多变。根据对欧洲多国的研究，德国学者Walther将这种变化区分为三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传统的青年-成年转变是线性和同质化的，不同阶层的青年都在差不多相同的年龄结束教育、参加工作、结婚生育。

到第二阶段，受教育扩张等因素的影响，青年-成年转变过程的时间延长，不同阶层青年的转变时间差异扩大，往往高学历的青年找工作更晚、结婚生育更晚，他们率先表现出第二次人口转变的行为倾向。

进入第三阶段，随着现代化进程不断深入，受生活方式多元化、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增强、性别平等程度提升、个人主义思潮兴起、经济不平等程度加剧等因素的影响，青年-成年转变的过程变得更加不确定、可逆和脆弱。

不同的青年可能会选择不同的时机和不同的方式进入成年，没有标准化的路径；在受到失业和亲密关系断裂等风险的威胁时，已经“成年”者也随时有返回“青年”状态的风险，甚至“成年”的标志也变得模糊。这种非标准化的变化过程被Walther形象地称为青年-成年转变的“悠悠球化”，即进入成人的过程变得像悠悠球一样，时上时下、有长有短、摇摆不定。

青年-成年转变的“悠悠球化”在亚洲也逐渐凸显。基于印度尼西亚、尼泊尔、菲律宾、泰国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等地的研究表明，自1950年以来，亚洲青年的在学时间不断延长、初婚年龄不断推迟，而且人生轨迹的个体化、多元化和非标准化特征凸显。

亦有研究表明，中国大陆青年的成年转变在近几十年间也发生了“悠悠球化”的改变。青年从低教育、早结婚、早就业、多子女、单一化的“传统型”青年-成年转变轨迹，逐渐转变为高教育、晚结婚、晚就业、少子女、多样化的“现代型”青年-成年转变轨迹。中国青年对“什么是成年”“自己是否成年”的主观认知也从生理、心理、社会一致的转变模式变为碎片化、多样化乃至模糊、不确定的转变模式。

但需要指出的是，青年-成年转变的“悠悠球化”在亚洲社会具有一些与西方社会不同的特点。以中国台湾地区为例，21世纪初台湾青年也面临非典型、不稳定的就业环境，迟迟难以完成青年-成年转变；但与西方青年的处境不同，中国台湾地区不稳定就业的青年中有很多是为了备考和补习而主动退出劳动力市场者，并且这些青年往往获得家庭的经济支持。

近年来，中国大陆也出现了类似的现象，研究生考试和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持续上升，前者从2013年的176万人增长至2023年的474万人，后者在2023年也创下历史新高，超过259万人通过资格审查，同比上涨25%。新闻媒体报道指出，考研、考公大军中有大量辞职或脱产备考的青年，他们在不同程度上也依靠家庭的经济支持。

综上所述，青年-成年转变“悠悠球化”已经成为当代社会青年发展的一个普遍特征，中国也不例外。但在这一特征之下，很少有研究关注到中国青年-成年转变不同面向之间的关系及其后果，尤其是探讨青年就业转变和婚育转变之间的关系。对此，本文希望展现青年就业转变的复杂性及其与婚育转变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将对就业状态与婚育行为的文献进行综述，并指出国内对这个问题研究的不足。

2. 就业状态对婚育行为的影响

就业状态对婚育行为的影响并不是一个新课题，从社会分层与家庭变迁的关系出发，就业状态与婚育行为的关系存在两种竞争性假设。第二次人口转变假设认为经济因素和婚育选择呈负相关，稳定的就业状态和较好的职业生涯应该会带来更低的婚育概率。

以贝克尔的家庭经济学理论为代表，其观点认为，随着青年的受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更长的在校时间、更高的机会成本和更现代化的婚育观念都会降低人们投入婚姻和家庭中的时间和意愿，从而发生晚婚不婚、晚育少育的行为。

与此相反，弱势模式假设则认为经济因素与婚育选择呈正相关，稳定而优质的就业会促进人们结婚和生育。以奥本海默的婚姻寻找理论为代表，其观点认为，婚姻需要物质基础，无法进入稳定的职业生涯会导致低收入人群无法满足婚姻所需的经济门槛，也会降低青年在婚姻市场的竞争力。

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婚姻已从人生的基石变成了人生的顶石——进入婚姻和拥有子女本身成了人生成功的标志，而不是成人的标志。

这两种理论假设在不同国家和人群的经验研究中都积累了一定的证据，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就业状态与婚育行为的关系似乎正在经历从第二次人口转变模式向弱势模式转变。本文将青年典型的就业状态具体分为三种：就业、在学、既不就业也不在学，最后一种在国际学界也被称为“尼特”。接下来分述这三种状态对青年婚育行为的影响。

（1）就业的影响

由于性别分工的差异，男性的婚育选择一般更符合弱势模式假设，经济能力始终是男性婚姻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来源，而女性则更符合第二次人口转变模式。於嘉和谢宇的研究发现，有工作对中国男性尽早结婚具有促进作用，且这一作用近年来不断增强。

相较之下，就业女性由于面临生育成本和母职惩罚，加之就业带来的经济保障，她们更可能推迟婚育甚至不婚少育。以往研究发现，拥有工作对妇女的生育意愿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女性的劳动参与对一孩和二孩生育率也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但近期也有一些研究提供了女性也符合弱势模式假设的证据，即就业对女性的婚育选择也产生了正面影响。美国的研究发现，无论对青年男性还是女性，工作更稳定、工作质量更高者都更可能进入婚姻。

在中国，张春泥、潘修明利用网络调查数据对中国高学历青年的婚姻、性生活和生育意愿的研究显示，与非全职工作和未就业者相比，工作时长正常的高学历青年男女的性生活满意度和生育意愿显著更高。

（2）在学的影响

在学是青年不就业的一种主要类型。高等教育的普及推迟了青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龄，从而减少青年就业人口的供给。从2010年到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中16～34岁青年在学比例由19.17%提升至22.46%，直接减少青年经济活动人口约676万人。根据角色不兼容假设，学生角色和婚育角色之间存在诸多冲突，在校学生的集体生活受学校规章制度的限制，与婚姻生活要求的私密性和独立性不相容，而且学生婚后也需要克服更多来自学业、供养家庭的困难，因此在校生通常更不可能结婚生育。

从青年-成年转变的视角来看，学生阶段是临时性的，往往被视为成年转变未完成的状态。学生在经济上更依赖父母、心理上成熟度更低，无论是学生自己还是社会观念均倾向于让他们先完成学业再进入婚姻。

也正因如此，在经历大规模教育扩张的中国，青年平均在学时间的延长普遍推迟了青年结婚和生育的时间，客观上形成晚婚晚育，这符合第二次人口转变假设。不过，在大城市或房价较高的地区，由于教育成就代表了支付婚育成本的能力，高学历反而可能会提高婚育概率，这部分支持了弱势模式假设。

可以推测，在学时间的延长虽然推迟了婚育年龄，但高学历的学生一旦顺利完成学校-职场的转变，可能会拥有更好的婚育前景，降低他们最终不婚不育的概率；反之，如果学校-职场转变不顺利，他们的晚婚晚育则有可能发展成为不婚不育。因此，学历对婚育的作用需要通过学校-职场转变来实现，这是以往文献关注不多的。

（3）尼特的影响

尼特是既不上学也不就业或接受就业培训的状态，既包括失业青年也包括退出劳动力市场的青年。据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算，我国进入21世纪以来尼特族青年比例持续提高，从2000年的9.4%上升到2010年的11.1%，又上升到2020年的15.5%。其中，女性尼特族更可能是受母职惩罚的影响，因结婚生育而退出劳动力市场，其已婚已育的比例较高。

既有研究发现，中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工作时间都在其生育一孩那一年明显下降，一般持续到第四年后才逐渐回升。而男性尼特族则更可能是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失败者，往往在婚育市场中被挤压，故其婚育率较低，他们的情况符合弱势模式假设。

尼特族青年在组建家庭方面的不顺利不仅来自其经济上的劣势，还受到尼特经历对青年心理状态、社会观念、社交能力的不利影响。就业功能论认为，就业在进行社会交往、形成社会认同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失业会导致灾难性的心理后果。

英国学者的研究发现，早年的尼特经历除了会降低青年未来的就业率之外，还会带来更低的生活满意度、缺乏对生活的控制、更多的生活问题等社会心理困扰，其中女性青年受到的负面影响更大。在中国，仍少有文献探讨成为尼特对青年的长期影响。

中国社会分层与婚育行为的关系从第二次人口转变模式向弱势模式转变，意味着就业状态尤其是就业困难，对青年婚育的影响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既往研究多以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参与作为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来探讨社会分层与婚育行为的关系，这更多是从一种静态角度来比较处在不同社会阶层者的婚育行为差异，未能从青年-成年转变过程中就业状态所呈现的复杂性、多元性或“悠悠球化”来探讨青年在婚育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多元的就业状态转变经历可能会让青年个体产生对经济风险、人生发展的不确定看法，进而产生对结婚成家、生儿育女的不确定意愿。

此外，在数据方法上，以往研究多采用截面数据分析方法，不能排除逆向因果等内生性问题的影响。例如，发表在国际知名刊物《人口学》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日本“失落的20年”间，失业或非正规就业与男性更低的结婚率和女性更高的婚内生育率相关，其中后者的关联更紧密。

据此，作者推测，如果20年间日本的就业情况不恶化，日本的生育率会更低而不是通常认为的更高。然而，这一研究只是估计了不同年代男女生育率和就业状态之间的关系，没有利用追踪数据的优势来排除逆向因果的作用：可能不是高失业率提高了日本女性的婚内生育率，而是在家庭性别分工不平等的日本，已婚已育的女性更可能在不景气的经济环境下失业。

鉴于此，本文将采取青年-成年转变的视角，使用全国性大规模追踪数据集，展现中国青年就业状态的复杂性及其对婚育行为的影响。

三、数据、变量、方法

1. 数据

本文使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对青年就业状况与其婚育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CFPS是一项具有全国性、代表性，大规模、综合性的社会追踪调查项目，自2010年基线调查以来，CFPS已对基线家庭每隔两年进行一轮调查，目前已积累了六轮追访数据。

对本研究而言，CFPS一方面在就业、婚姻、生育方面提供了较为丰富的高质量数据；另一方面，它的追踪设计采集了同一批受访青年在一段时期内就业状态和婚育行为的真实变化，可以更好地反映青年-成年转变的过程和减少内生性问题。

本文主要使用CFPS2014和2018两期追踪数据。

之所以选择2014年为起始时点，是因为CFPS2010和2012的就业状态测量并不稳定，访题变化大且标准不统一，直到2014年的调查问卷才开始采用与国家统计局标准一致的就业状态判断标准，并在随后的调查年中均采用同样的访题进行测量。之所以选择2018年为观察的截止时点，一方面是为了平衡观察期和流失率的矛盾：观察期太长，流失率太多；但观察期太短，观察到的变化又不足。

此外，2014年至2018年间隔四年，而女性因生育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时间恰为四年，如果有女性青年是因为生育短期成为尼特族，四年的间隔能很好地观察到她们回归就业市场。高中、大专和本科教育的平均年限分别是三年和四年，四年间隔也可以观察到学生的学校-职场转变的过程。另一方面，考虑到新冠疫情暴发可能对青年的就业和婚育产生短期、不确定的影响，故只使用到2018年的数据，未使用2020年的数据。

本文将分析样本限制为2014年接受个人问卷访问时16～34岁，且在2018年成功追访到的受访者，这部分人群的追访成功率为66.4%。其中有1086个样本2018年的婚姻状态缺失，本文使用CFPS2020的结婚时间、CFPS2016的婚姻状态、CFPS2018家庭库的配偶婚姻状态对其中825个缺失值进行了插补。

由于本研究关注的是婚育转变，主要是未婚者进入婚姻和已婚者生育子女，因此分析对象定位为2014年未婚、同居和在婚的青年。排除存在变量缺失值和婚姻状态为离婚或丧偶的个案后，本文的分析样本共有7539人，其中女性3737人，男性3802人。

2. 就业状态的界定

本文将青年的就业状态区分为在业、在学和尼特三类。判断调查时点青年就业状态的方法如下：

首先，根据青年的上学状态和是否为全日制学生，将全日制学生识别为“在学”，包括有实习或兼职的学生，不包括在职上学的学生。

接着，对于不上学或在职上学的青年，我们将过去一周有超过一小时的非义务劳动者、有工作但临时放假或接受培训且能在一定时间内回到工作岗位者、个体经营处于生意淡季者、从事农业工作处于农闲季节者识别为“在业”。

最后，将剩下的既不全日制在学也不在业的青年识别为“尼特族”，这部分青年包括失业者和各种情况的退出劳动力市场者。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对在学和在业的认定在学界具有较高的共识，但学界对尼特族的认定却存在一定的争议。经合组织和世界银行认为，只要是“既不工作、也不在校学习或参加就业培训”的适龄青年就属于尼特族。而日本厚生劳动省则将其范围认定为“15～34岁年龄段既不工作、也不求职的非劳动力中，不上学不从事家务的人”，增加了“不做家务”和“不求职”的判断标准，将全职家务劳动者和失业者排除在尼特族外。

日本内阁则将定义修改为“不上学、无配偶、未从事有收入工作的15～34岁之间青年”，增加了“未婚”的限制。日本对认定标准的更改主要是考虑到女性劳动参与率较低、全职主妇较多的特殊性。但在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且本文关注的正是就业状态与婚育行为之间的关系，故将不在学、不就业的青年均识别为尼特族。

3. 变量

本文以追踪期内未婚受访青年是否结婚、已婚青年是否生育作为因变量。是否结婚通过比较2014年和2018年两个调查时间点的婚姻状态的变化得到，如果2014年处在未婚、同居的受访者在2018年的婚姻状态变为在婚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在样本中，有28.4%的2014年未婚或同居的青年在这四年间进入婚姻。是否生育变量根据2014年、2018年两个调查时间点家户问卷调查的受访者的子女数量变化生成，如果子女数量增加编码为1，如果子女数量不变则编码为0。样本中有极少量青年的子女数量在四年内不增反减，这主要是由于子女去世导致的，本文也将其编码为0。在样本中，有39.4%的2014年在婚青年在四年间生育了子女。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青年的就业状态及其变化路径。根据受访者在两个受访时点的三种就业状态生成9个虚拟变量，各代表一种就业状态变化路径。

表1显示，在2014年，16～34岁的女青年中有超过一半处于在业状态，有29.4%处在尼特状态，有18.2%在学。相较之下，男青年的在业比例更高，达到近2/3；尼特和在读的比例则更低，分别为16.7%和17.2%。

从2018年的追踪调查情况来看，这批青年的在业比例上升，尼特和在读比例下降，这正反映了青年从学校到职场、从尼特到再就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在学青年有52.0%的女性和57.3%的男性成功实现学校—职场转变，但也有9.0%的女性和5.4%的男性从学校毕业后失业或者退出劳动力市场；在已就业青年中，绝大多数在2018年时仍保持在业状态，但也有18.0%的女性和4.0%的男性变成尼特族。

与此同时，有不少尼特族青年在四年后进入/回到职场，但也有35.5%的女性和11.8%的男性尼特族青年长期维持在尼特状态。从转变模式来看，一方面，四年前的初始状态与四年后的状态关联十分紧密。比如，四年后的在学青年主要来自四年前在学青年的继续升学，四年前已经就业或成为尼特的青年重返校园的占比极低。

但另一方面，青年的就业状态也是多变且多元化的。刚才已经提到，有相当比例的青年在上学、在业、尼特之间转换，尤其是从在学到尼特、在业到尼特之间的转换，这表明青年的学校—职场转变的过程并非单向或者线性的，这只有在追踪调查中才得以观察到。与男性相比，女性成为或持续处在尼特状态的概率更高，这种性别差异在过往国内尼特族的文献中很少被专门提到。

由于青年—成年转变与青年本人及其家庭背景密切相关，本文在统计分析时控制了受访者的社会人口学特征，包括年龄、年龄段、受教育年限、是否跨区县流动人口、是否农业户口、父母受教育年限。此外，本文在分析四年内是否有生育时还控制了是否已有子女。

4. 方法

本文的实证方法分两步：首先，本文以2014年就业状态为自变量，分别以2014年～2018年间是否结婚、是否生育为因变量进行二分变量Logit多元回归分析，检验初始就业状态对四年间婚育行为的影响。这种滞后项回归方法可以有效排除因果倒置的可能，可以分析青年的初始就业状态与其未来婚育选择的关系。

其次，本文进一步分析不同就业轨迹的差异性，以青年在2014年～2018年间就业转变的各种类型为自变量，以四年内是否结婚、是否生育为因变量进行二分变量Logit多元回归分析，重点检验不同就业转变模式与婚育行为之间的关系。这一分析是从青年-成年转变的视角出发，比较不同就业轨迹的青年是否在婚育转变上也存在差别。

由于就业和婚育对男性和女性的意义不同，本文将分别对男性和女性样本进行分析。

四、分析结果

1. 初始就业状态的影响

图2展示了未婚青年2014年就业状态对其未来四年内是否结婚的影响。无论男女，与在业者相比，2014年处于在学或尼特状态的青年在未来四年间的结婚发生比都更低，其中尼特状态对男性青年的负面作用显著，这表明处于尼特和在学都对结婚存在负面影响。在学青年结婚率低符合角色不相容假设，而尼特族青年结婚率低则很可能印证了弱势模式假设。

图3展示了初始就业状态对已婚青年未来四年内是否生育的影响。由于在学青年中已婚者很少，在学状态的回归系数无法估计，因此我们仅关注初始状态为尼特相较于在业对生育的影响。较之在业，尼特对已婚青年的生育有较小的负向影响，但统计上并不显著。结合中国人的生育是以婚姻为基础，图2和图3的结果间接表明就业状态对生育的影响很可能主要是通过影响婚姻的时机和可能性来实现。

2. 就业转变模式的影响

鉴于青年就业状态变化轨迹的多样性，而且不同的转变可能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就业市场形势，本文进一步以2014年、2018年两个时间点的就业转变路径的类型为自变量，讨论各种转变类型对婚育行为的影响。其中，由于“在业-在学”和“尼特-在学”两种路径占比太小、样本量不足以估计其回归系数，我们主要比较的是7种路径，其中以持续就业为参照组。

图4的回归结果证实了结婚和就业是青年-成年转变两个彼此关联的转折性事件。对于男性来说，长期稳定的工作状态是进入婚姻的基础，在业-在业的未婚男青年的结婚发生比最高。对于女性青年来说，成为或持续处在尼特状态和进入婚姻之间存在正向关系，但这很可能反映的是逆向因果的作用，即女性更可能因为婚育而成为尼特。如果剔除掉逆向因果的情况，稳定就业的女性的结婚发生比最高。即使不考虑逆向因果，在业-尼特的女性的结婚发生比最高。这表明成功就业的经历也是女性婚姻的重要前提。

除了成为尼特的三种路径之外，其他路径包括对男女青年婚姻行为的影响无显著差异。在男女教育趋同和职业性别隔离降低的大背景下，这一结果表明就业状态对中国男女青年的婚育选择影响也趋同。图5展示了已婚青年就业状态转变模式对其生育行为的影响。

由于在学时结婚的青年数量很少，“在学-在学”“在学-尼特”“在学-在业”三种路径的系数无法估计。在可以估计系数的四种路径中，其结果和图4的情况方向一致，但在统计上差异不显著，这也与就业状态对生育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影响婚姻来实现的观点相一致。

五、结论与讨论

“成家”和“立业”是青年-成年转变中的两个重要面向。过去二十年里，中国青年在就业和婚育行为上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就业上，青年的初次就业时间推迟、劳动参与率下降、失业率上升；婚育行为上，青年的婚育时间推迟、生育率下降、不婚丁克等非传统家庭行为越来越普遍。这些均导致中国青年转变为传统意义上的成年的时间越来越晚，方式越来越非标准化、多元化、“悠悠球化”。

虽然这两个方面的变化都受到了学界关注，但国内研究很少将这两个过程放在青年-成年转变的视角下结合起来分析。本文试图填补这一缺失，探讨青年-成年转变中“成家”与“就业”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基于CFPS2014年～2018年的追踪数据，本文发现，青年就业状态转变与其婚育选择之间主要存在三种作用力：其一，受社会经济地位与婚育行为的关系向弱势模式转变的影响，男女青年的成功就业经历都是其进入婚育的重要基础；其二，受角色不相容的影响，在学青年不太可能结婚和生育，且无性别差异；其三，由于母职惩罚的存在，结婚和生育是女性成为尼特族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第一点，本研究佐证了中国青年的家庭行为与社会分层的关系向弱势模式转变的趋势。经济基础对于中国青年婚育的重要性不断增强，成功“立业”对顺利“成家”的影响越来越重要。如果青年无法在日趋激烈的就业竞争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完成学校-职场的成年转变，即使政策和社会舆论上再鼓励婚育，他们也很难进入婚姻、生儿育女。由此可见，推动和稳定青年就业的意义不仅在于助推经济民生发展，还将有助于提升青年结婚率和鼓励生育。

针对第二点，本文发现，无论男女，教育时间的延长都会导致青年的婚育推迟。但已有文献在研究教育成就对生育行为/意愿的影响时却主要落脚于女性，认为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是中国社会生育率降低的重要因素。这可能会带来一定的误导，即以减少女性教育的代价来提高生育水平。

事实上，学生身份的临时性和与家庭角色的不相容是青年较不可能在学生阶段结婚生育的主要原因；随着两性教育趋同，这个影响对男女已几乎一致。相比短短几年的大学生活，学校-职场过渡顺利与否对青年后续发展和组建家庭有更长远的影响，提高人力资本对青年的就业和职业发展更为重要。

针对第三点，本文发现结婚和生育是女性成为尼特族的一个重要原因。与男性相比，青年女性不但更可能成为尼特族并长期处于尼特状态，也更可能因为结婚、生育而成为尼特族。这与女性劳动力所受的母职惩罚密切相关：由于缺乏生育支持、不平等的婚内性别分工和就业市场的排斥机制，女性更可能因怀孕或生育而离开就业岗位，并可能长期无法返回职场。这反映了我们社会在营造生育友好的就业环境上仍有不足，促进产后女性回归就业的问题值得重视。

最后，本文仍存在一些不足。

一是此处对青年就业状态的转变只考虑了在业、在学、尼特三种基本的状态在两个时点之间的变化，囿于数据限制，未能探讨更为细致的转变类型，如区分不同工作之间的流动和区分不同类型的尼特状态，也未能以序列分析的方式展现事件次序和时间上更为精确的、更能直接反映“悠悠球化”的就业轨迹类型。

二是本研究主要检验的是就业状态对青年婚育行为的平均影响，没有深入探讨不同阶层背景青年之间的异质性。前文也提到，不就业青年往往依靠家庭的经济支持，家庭资源的差异很可能让青年在就业和婚育选择上面临不同的限制，这些问题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得以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