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林：一种消极的精英文化-世界今亮点

作为一个中国人，不难发现在许多场景中“园林”都是一个十分好用的“招牌”。

(资料图片)

譬如售楼部的销售人员，能够直接通过“园林社区景观”几个词，强调出自家社区“高品质”的生活体验，使绿地率和容积率等枯燥的数字，在非专业的消费者面前能够灵活地转化为可以被想象的画面，并成为抬升价格的重要要素之一。

当然，这种噱头式的宣传很多时候“难登大雅之堂”，但不难看出“园林”是一个能够被广泛认可的，颇具国民基础一个词，或者是一种思想。甚至很多时候，“园林”就等同于中国建筑文化的代表。

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一、政治视角下的“园林”发展史

中国园林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汉以前为帝王苑囿为主体的思想；魏晋南北朝奠定了山水园林的格调；唐代风景园林全面发展；两宋时造园风气遍及地方城市，影响广泛；明清时皇家园林与江南私家园林均达盛期。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园林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因为三百多年的分裂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社会上普遍流传着消极悲观和及时行乐的思想，文人和士大夫一族普遍对政治厌恶和对社会不满，于是寄情山水，避世之风四起，比如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东晋的陶渊明等，纵情山水，崇尚隐逸，于是兴起造园热，此时园林多为写意山水园，模仿自然为主，奠定了山水园林的基础。以前园林的狩猎功能消失或仅留象征意义，游赏成为主导功能。

△南北朝 张僧繇

两宋时期重文轻武，文人的地位比任何时候都高。朝廷内外党祸甚烈，波及面甚广。知识分子中部分人不甘心沉沦，追求不同于流俗的清高、文雅成为了一种精神寄托。这时文人士大夫造园活动兴起，他们有的参与园林的规划设计，有的著文描述某些名园从而发展了“园记”这种文学载体。这些都促成了“文人园林”的兴盛。

明清时代是中国园林发展的成熟期，明清两代君主集权随着朝代更替越发加强，绝对集权的统治下要求更严格的封建秩序和礼法制度。而明末资本主义的萌芽和相应的市民文化的勃兴，又要求一定的思想解放。而文人造园就是这种压抑心理的释放，借此避世。最后发展成士文人和士大夫一族一旦离开朝野，都会去造园。

由此可见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社会上的动乱以及政治上的压迫都会引起一股造园的风潮。

△宋 刘松年

二、文人与园林：谁在造园？

造园不是一般平民阶级可以进行的活动。它从历史来说就属于文人士大夫或者精英一族。其中一些文人官场失意，对仕途丧失了信心，同时又对田园充满了向往，这样在离开仕途以后着手打造属于自己的园林，开始造园，开始隐居于自己创造的田园中。比如陶渊明，向往的是自然的山水，而它们如果不想去深山中又想近距离接触自然的话，就必须要通过造园的方式得以实现，这就是传统的私家园林。

私家园林表达了一种消极避世的态度，大部分园主通过高墙将自己与外界隔绝，在高墙内部造园，自己独享属于自己的那片“自然”，以此可以看出园林的那种消极避世的心态。同时这些私家园林如果现在不对外开放，谁都不知道里面藏着怎样的一片世界，这就凸显出了园林的封闭性。因为园林就像旧时王谢堂前燕，不会飞入寻常百姓家。因为它们属于有钱人或有身份人的专属行为，普通人是承受不起的。园林内部发生的事情，比如主人更替，景观改造，外界都无从而知，园中的“文人”不愿意向外透露自己的情况，在尘世中躲避一切俗事，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由此可见园林其实是一个矛盾的存在，它一方面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文化，表达了文人或者士大夫一族对自然田园风光的向往，通过造园的方式来亲近自然。中国历史上就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说法，对自然的向往不仅仅是文人士大夫一族的理想，也是普通人的理想，包括现代人也希望自己家里能有个小院子，种种自己喜爱的植物，一年四季带来不同的景色。另一方面它又显现出了精英和士大夫阶层消极避世的心态，一旦社会动荡、政治压迫或者仕途不顺，他们都通过造园来追求人生理想，寄情山水，消极避世。

在有生之年通过造一方园林满足寄情山水理想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私家园林都是可游可居，使人足不出户可以饱览山水，读书读累了，也可以去园林放松一下心情。

三、世俗VS精英：园林思想的传承

如果说上面的文字在于指出园林本质上是一种以“避世”为底色的精英活动，那么在今天——或许不止在今天，这种“精英阶层”与“消极避世”状态的碰撞，使得“隐匿”的目的和结果，正在从“消声”转向“扬名”。

就像提到“归隐”会想到陶渊明、苏轼或是竹林七贤一样，在现代城市中，我们提及人文建筑，提及园林式建筑，又或提及文人建筑师，总会下意识地想到许多名字。比如象山校区和红砖美术馆，建筑呈现的看似曲高和寡的文人色彩，似乎正凭借这种符号化的“名片”回归公众视野之中。从这种角度而言，出世与入世是相辅相成的。

而这种“名片”却正在演变成另一重枷锁，就好像王澍总和“文人”绑定在一起，刘家琨又总和“川渝”绑定在一起，不管这是主动还是被动，建筑师和他的作品都被限制在一个“舒适圈”中——当然，对于大多数我们耳熟能详的“大师”们，这显然是一种自我选择。

这样的自我选择真的是好的吗？

事实上，“文人”“文化”在标签化的同时，标榜自己是个“文人”的建筑师就难以去做一些“不文艺”“不文化”的事情。你很难看到大体量的商业办公楼或者与文化毫不相干的机场、城市社区出自中国建筑工作室之手，这些项目往往不是被委派给各地的设计大院，就是直接交由外国公司开展设计，因为“文化”与“商业”总是互斥的，人可以通过“文人”极致名片化获得利益，但不能通过“商业活动”获得“文化人”的赞扬。而显然，在这种文化价值下，中国真正优秀的一批建筑师们很难参与到真正的城市生活中，而是沦为一小批特定阶层的服务者。

而另一方面，这种对文化色彩的追求也并不总是能够催生百分百的优质建筑。在互联网时代，无论是打开案例软件，还是社交媒体中大家津津乐道的建筑作品，都呈现出相似的视觉特征——神圣的光束，低饱和度的色调，富有禅意的空间，塑造出一个个神圣而富有精神性的空间。而这种精神性反映在城市空间中，表现出的是一个个精致而内向的建筑——这些建筑就像MBTI中的I和E，他们从自身获取能量，而非从城市中获取能量。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这种传统文化对建筑的赋值依然保有和公众之间的距离感——尽管这些建筑的出现本身，可能在于如何创造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但结果往往并不尽如人意：建筑难以被阅读，功能或是商业性至上，他们或是沦为社交媒体中拍照的背景板，又或是被管理方强行阉割掉部分社会功能。从这种角度来说，这样的“出世”又能算成功吗？

当然，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推给“愚蠢的甲方”“缺乏审美意识的公众”、又或者“混乱不堪的建筑市场”，继续做神坛之上的精英，但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我或许很难夸口说今天的中国需要什么气质的建筑，但有一点总归不错：这个世界需要更多优秀建筑师的介入。不只是美术馆和歌剧院，不只是乡村别墅和教堂，高层住宅、商业广场和办公楼同样期待他们的加入，在精英阶层之下，是普通人对生活的期待。

而我也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