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5月18日，一位违规私自攀登珠峰的刘女士，在成功登顶后的下撤途中遇险，幸亏路过的两位湖南登山队队员搭救，才得以捡回一条命。不过，引发世人关注的并不是这一“好人好事”本身，而是这之后的事态：搭救她花了1万美元，但她只愿承担4成救援费，甚至连一句“谢谢”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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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参与搭救的范江涛在群聊中吐槽的截图日前在网上爆出后，网上对这种“忘恩负义”之举，报以海啸般的道德讨伐，几天之内，发酵成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因为这种行为，似乎无论是基于“感恩”的旧道德，还是基于“文明”的新道德，都是难以容忍的。

三联生活周刊最新的一篇深度报道《他们放弃登顶珠峰救人》则披露了更多细节和内幕：刚救活过来，人的意识可能仍处于混乱，她也不知道如何表达感激，至于那个救援费，她认为责任在登山公司，“如果一定要她本人承担责任，她财力不够，最多可以负担4000美元”。

这确实让人看到了更全面、多维的视角，也因此，人们的反应似乎大抵是“原来只是一场误会”，似乎这位被搭救者的反应也都情有可原，倒是有人开始怀疑当初批评她的范江涛是不是太激烈了。

只是如此吗？我并不这么认为。

看完三联那篇报道，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位化名“卢卢”的刘女士，从一开始就不该去。从她前后的行为来看，她似乎事先并未清楚地意识到那意味着什么、有多大风险，也就谈不上对自己要承担的责任有多么清楚的认知了。

攀登珠峰是挑战极限，不是开玩笑的事，通常都需要40天的周期，而她却激进地希望压缩在20天内完成，原因竟然只是因为公司给不出那么长的年假！

的确，她也不是没有准备，还是湖南全省数一数二的越野跑高手，这次参与搭救她的谢如祥说，在湖南登山队里，“一共选拔出十几个队员，她比我们所有人的体能都要好得多”。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从她第一次攀登珠峰就缩短一半时间、私自攀登、事后遇险等种种行为来看，她大大低估了这一挑战的危险性，而这不仅让她自己差点送命，也连累了他人放弃登顶计划，为之付出了许多隐性成本。

她觉得自己只应该负担40%的救援费，其余由登山公司负责，没问题，那就自己站出来斡旋此事，而不是让施救者单方面身陷麻烦——人家生气真是有道理的。

事件发酵后，6月9日，她所雇佣的登山公司承认其遇险是公司方和夏尔巴向导的失误所致，并将承担全部救援费用。恐怕正是在舆论闹大之后，促使公司选择了无争议的全包方案——就当1万美元买个好名声，不然公司专业上失职、事后推脱，以后在业内还怎么混？那可是个很小的圈子，而且是交托性命的极限运动。

这么一来，她似乎白白做了恶人，但问题就在于：公司承担全责，并不意味着她本人没有失误，而救援赔偿明明是她自己的事，为什么她不出面，却找第三方传话？如果她一早先设法把钱给了，自己再去和公司协商，那别人也会帮她，现在谁又想再多事？

整个事件中，她似乎只从自己角度出发，只为自己打算，不懂考虑别人的感受，出了事好像也两手一摊，直到事件曝光后，才不得不解决，而即便这时出面，都仍然是朋友陪同着。

这就是此事最奇怪的地方：为什么她一副“施救是施救者的事，让他们自己去处理吧”的样子，仿佛这事与己无关？

谢如祥事后说这位老朋友，“我感觉到，她有卑微感，被人救了，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再加上她就是一个公司的职员，也没什么钱，底气不足”，因为“救人是个很大的人情，被救者很可能不知怎么面对”。

说起来这好像也情有可原，但试想下，这次还算幸运，只是钱的问题，如果有人因为搭救她而死呢？在经历了这样狗血的事件后，下次谁还愿意好心去搭救他人吗？

《步履不停》剧照

电影《步履不停》里有这样一个剧情：一位男生每年去救命恩人的家里拜访，年年都遭冷遇，因为当初为了救他，施救者死了，其家人很难释怀，尤其是看到优秀的儿子以命换来的只是一个如此平庸的男生。所以每年上门道谢的相处，既客气又尴尬，可以说是来渡劫。尽管如此，他还是每年硬着头皮都要去表达感恩之心。

相较而言，这位被救的刘女士给人的感觉却是：她有挑战珠峰的勇气，但回到生活里，面对救命的大恩，却又如此怯懦，甚至不敢去表达自己的歉意和感激，倒是记得呼吁别人不要网暴，照顾下她的心情。

这倒还不止是“忘恩负义”的问题，而是缺乏一种明确的自我责任意识——既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是我的事”，也就谈不上“我来承担”了。其结果，她就好像是个熊孩子闯了祸，只想被动地逃避，一点想承担的主动性都没有。

在中国社会中，人们常常把那种“救命之恩”看作是无限的债务，那有时驱使人无止境地回报，但有时却也正因此而导向逃避，毕竟那太沉重了，不是谁都有勇气面对的。

原本对于个体来说，欠下恩情是对自身独立性的一种潜在威胁，避免背负人情债务当然情有可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很多人不仅没有主动去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甚至撇得一干二净，这种全然自利的个人主义难免给人一种“自私”的印象。

在江歌案中，争议的焦点之一也在这里：江歌为刘鑫挡刀而死，但刘鑫却辩解自己无须承担任何责任，因为“我没让她救”。当江歌妈妈质问“江歌是因为什么被杀害的”时，刘鑫妈妈大吼：“她命短了！她不是为了俺闺女！”

当然，这次事件中被搭救的刘女士看着并非恶人，自尊心也很强，但50岁的她，心智上似乎没有成熟到能主动承担起责任，她处理问题的方式就是逃避，一厢情愿地希望别人来理解、同情她。

我甚至怀疑，她对越野、登山的狂热本身，也是一种逃避，是为了逃避自己现实生活的无意义。在这样的极限运动中，她可以把一切烦恼都忘掉，也远离自己的无助感，逃避内在和外在的问题。

就像心理学家Mihaly Csikszentmihalyi曾指出的，一旦人沉浸在“心流”之中，注意力高度聚焦于某项活动，时间的流逝感消失了，你就“可以从日常琐事的混乱无序中逃离”。只不过与赌博、酗酒这类消极的“向后逃避”不同，对于那些着意于自我实现的人来说，登山这种积极的活动是“向前逃避”。

如果是这样，那么这次攀登珠峰出事，对她来说是身体和心灵的双重打击，因为她非但没能由此逃避现实生活，反倒让自己的生活更加一地鸡毛。成年人总要学会面对现实，冷静评估风险和后果，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不这样，人格独立就无从谈起，也永远无法真正长大。